古制演变与器物创新
古者有鍪而绻领以王天下者矣，
远古时代，君王尽管衣冠不整齐，但却能治理好天下，
其德生而不辱，
他的德政使百姓生活得好且有尊严，
予而不夺。
他给予百姓财富而不聚敛民财，
天下不非其服，
所以天下也无人来讥笑非议他的服饰，
同怀其 德。
而纷纷被他的思德所感化而归服。
当此之时，
在那时候，
阴阳和平，
阴阳二气平和，
风雨时节，
风调雨顺，
万物蕃息。
万物繁衍生息，
乌鹊之巢可俯而探也，
乌鸦喜鹊低处筑巢也不会有人去掏窝伤害它们，
禽兽可羁而从也。
禽兽驯服得只须用绳系着就可牵走，
岂必褒衣博带，
那时候的人哪需要袍衣宽带，
句襟委章甫哉！
穿曲襟衣、戴章甫帽！
古者民泽处复穴，
古时候人住在水乡泽国，于堤岸山崖上打洞栖身，
冬日则不胜霜雪雾露，
冬天难以忍受霜雪雾露的侵袭，
夏日则不胜暑热蚊虻；
夏天难以忍受暑热和蚊虫的叮咬。
圣人乃作，为之筑土构木以为宫室，
于是圣人就为百姓筑土构木建成房舍，
上栋下宇以蔽风雨，
这样上有瓦梁，
以避寒暑，
下有屋檐可以用来遮风挡雨、躲避寒暑，
而百姓安之。
百姓从此得以安定。
伯余之初作衣也，掞麻索缕，
伯余开始制作衣服、搓麻绳、捻麻线，
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
手缠指绕编结成像罗网那样粗糙的衣服；
后世为之机杼胜複，
后来又发明了织布机，
以便其用，
这样就方便人纺织布帛，
而民得以揜形御寒。
使百姓得以遮体御寒。
古者剡耜耜而耕，
古时候人们磨利石头当犁来耕地，
摩蜃而耨，
又磨快蛤蜊当锄头来除草，
木钩而樵，
用木钩刀来砍柴，
抱甀而汲，
抱着瓦瓮来汲水，
民劳而利薄，
这时的人既劳累辛苦又获利微薄；
后世为诔耜鉏，
后来发明了耒耜锄头来耕翻土地播种，
斧柯而樵，
又制造出斧头砍柴，
桔皋而汲，
利用桔皋来汲水，
民逸而利多焉，
人既轻松又获利丰厚。
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
古时候河流深谷阻绝交通道路，
不通往来也，
人们交往不方便，于是人们挖空树木，
乃为窬木方版以为舟航，
拼合木板做成舟船，
故地势有无得相委输。
使各地的人和物产得以运输，互通有无。
乃为靻蹻而超千里，
又因为人们到千里之外全靠徒步行走，
肩荷负儋之勤也，
肩挑背驮非常劳累，
而作为之揉轮建舆，
于是发明了车子，
驾马服牛，
用马牛拉拖，
民以致远而不劳。
这样人坐车到远方也不显得劳累；
为鸷禽猛兽之害伤人而无以禁御也，
还因为猛兽凶禽伤害人，无法防御抵抗，
而作为之铸金锻铁，
于是人就熔铸金铁，
以为兵刃。
铸成兵器、刀具，
猛兽不能为害。
这样凶猛的禽兽就不再危害百姓了。
故民迫其难则求其便，
所以人是被迫逼艰难就会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法，
困其患则造其备。
被祸害困扰就会发明防备的器具，
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
人们是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避开有害的东西，
就其所利。
趋于有益的东西。
常故不可循，
既然常规不可遵循，
器械不可因也，
器械不能因袭，
则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那么先王留下的法度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古之制，
按照古代的各种礼制，
婚礼不称主人，
子女婚姻是由父母作主、媒人牵合，
舜不告而娶，
虞舜不禀报父母就娶了娥皇和女英，
非礼也。
这是不符合古礼的；
立子以长，
确立嗣子要立长子的制度，
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
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伯邑考的弟弟武王为嗣子，
非制也。
这是不符合古制的；同样，
礼三十而娶，
古代规定男子三十岁才能娶妻，
文王十三而生武王，
文王十五岁就生下了武王，
非法也。
这是不符合古法的。
夏后氏殡于阼阶之上，
夏后氏时代的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东阶上，
殷人殡于两楹之间，
而殷朝人死后将灵柩停放在厅堂的楹柱之间，
周人殡于西阶之上，
周朝人死后则将灵柩停放在西阶上，
此礼之不同者也。
这些都是殡礼不同的地方；
有虞氏用瓦棺，
有虞氏时人死后用瓦棺，
夏后氏堲周，
夏后氏时代人死后用土棺，
殷人用槨，
而殷朝人死后用椁，
周人墙置翣，
周朝人死后用的灵柩还需用布帐装饰成扇的形状，
此葬之不同者也。
这些都是葬礼不同的地方；
夏后氏祭于闇，
夏后氏时代人在黄昏祭祀，
殷人祭于阳，
殷朝人在中午祭祀，
周人祭于日出以朝，
而周朝人则在早晨祭祀，
此祭之不同者也。
这些都是祭祀习俗的不同。
尧《大章》，
尧帝时用《大章》，
舜《九韶》，
舜帝时用《九韶》，
禹《大夏》，
夏禹时用《大夏》，
汤《大濩》，
商汤时用《大瞉》，
周《武象》，
武王时用《武象》，
此乐之不同者也。
这些都是音乐舞曲上的不同。
故五帝异道而德覆天下，
所以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的德泽都能遍及天下，
三王殊事而名施后世，
三王治理政事的方法、制度各异，但他们都能名扬四海流传百世，
此皆因时变而制礼乐者。
这些都是因为他们能够根据时势的变化而来制定礼乐，
譬犹师旷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无寸尺之度，
就好像师旷调整瑟柱、上下移动时没有尺度来衡量，
而靡不中音。
却无不符合音律。
故通于礼乐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以知榘彟之所周者也。
所以能通达礼乐情理的人制作出恰当的礼乐，这是说他内心世界有一个谱作主宰，因而能对规矩法度掌握得非常恰当合适。
鲁昭公有慈母而爱之。
鲁昭公有位奶妈，昭公十分敬爱她，奶妈去世以后，
死为之练冠，
昭公破例为她守孝，
故有慈母之服。
所以就有了为奶妈守孝的礼节。
阳侯杀蓼侯而窃其夫人，
阳陵国侯杀死了蓼侯，并抢走了蓼侯的夫人，
故大飨废夫人之礼。
所以从此以后举行大飨祭典时废除了由夫人执豆的礼仪。由此看来，
先王之制，
先王的制度，
不宜则废之；
不适宜的就废除它；
未世之事，
而近代的处事方法，如果是好的，
善则著之；
就加以继承发扬。
是故礼乐未始有常也。
所以是礼乐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故 圣人制礼乐，
礼乐是圣人制定的，
而不制于礼乐。
并不是圣人受礼乐限制的；
治国有常，
治理国家虽有常规，
而利民为本；
但必须以便利民众为根本；
政教有经，
政令教化虽有常法，
而令行为上。
但必须以切实有效为最好。
苟利于民，
如果对民众有利，
不必法古；
就不必非要效法古制；
苟周于事，
如果适合实际情况，
不必循旧。
就不必一定要遵循旧法。
夫夏商之衰也，
夏朝、商朝到了末世，
不变法而亡。三代之起也，
桀纣不改变陈法导致了灭亡；
不相袭而王。
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
故圣人法与时变，
所以圣人的法度是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
礼与俗化，
礼节随着习俗的不同而改变；
衣服器械各便其用，
衣服、器械各自方便其使用，
法度制令各因其宜，
法令、制度各自适合时宜。
故变古未可非，
所以改变古法无可非议，
而循俗未足多也。
因循守旧不值得赞美。
治国原则与权变思想
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
百川源头各不相同，但最后都归于大海。
百家殊业，
百家学说事业各不一样，
而皆务于治。
但都以治理好天下社会为目的。
王道缺而《诗》作；
“王道”残缺才产生了《诗》；
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
周王室衰微、礼义崩溃才有《春秋》产生。
《诗》《春秋》，
《诗》和《春秋》虽然是学问中的极品，
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
但却都是衰世的产物，
儒者循之以教导于世，
儒家用它们来教导世人，
岂若三代之盛哉！
哪里比得上用三代盛世的事情来教育世人！
以《诗》《春秋》为古之道而贵之，
如果认为《诗》《春秋》是讲古代的道理而推崇它们，
又有未作《诗》《春秋》之时。
那么还有没产生《诗》和《春秋》的远古时代呢！
夫道其缺也，
与其称颂王道破残时代产生的《诗》和《春秋》，
不若道基全也。
不如称颂更早的王道完整的时代。
诵先王之收《诗》《书》，
与其诵读先王的诗书，
不若闻得其言。
不如听他们的言论；
闻得其言，
与其听他们的言论，
不若得其所以言。
不如了解他们说这些言论的根据理由；
得其所以言者，
而这些言论的根据和理由，
言弗能言也。
又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故道可道者，
所以是“道可道，
非常道也。
非常道”。
周公事文王也，
周公侍奉文王的时候，
行无专制，
行动不擅自决定，
事无由己，
办事不自作主张；
身若不胜衣。
他在文王面前柔顺得好像禁不起衣服的重量，
言若不出口，
说话轻言细语好像没有发出声音，
有奉持于文王，
每当有东西要捧给文王时，
洞洞属属，
总是相当柔顺小心、恭恭敬敬，
而将不能，
好像捧着重物力不胜任，
恐失之，
生怕有所闪失，
可谓能子矣。
这真可谓能尽孝之之道啊！
武 王崩，
武王去世后，
成王幼少。
成王尚年幼，
周公继文王之业，
周公为了继承文王的事业，
履天子之籍，
履行天子的职责，
听天下之政，
以摄政王的身份处理天下政事，
平夷狄之乱，
平息夷狄的叛乱，
诛管、蔡之罪，
诛杀惩处了谋反的管叔、蔡叔，
负扆而朝诸侯，
坐在天子的位子上接受诸侯的朝拜，
诛赏制断，
诛杀赏赐、处置决断都由他亲自做出，
无所顾问，
不必请示成王和不必与他人商量，
威动天地，声慑四海，
这样威风震动天地、声势慑服四海，
可谓能武矣。
这真可谓威武刚毅啊！
成王既壮，
成王长大以后，
周公属籍致政，
周公将政权归还给成王。
北面委质而臣事之，
以臣礼面北恭谦地侍奉成王，
请而后为，复而后行，
遇事必报告请示成王后才去执行，
无擅恣之志，
没有任何擅断专横的意思，
无伐矜之色，
也没有任何居功骄傲的神态，
可谓能臣矣。
这真可谓能行臣之道啊！
故一人之身而三变者，
所以周公一人前后三次改变身份和为人作风，
所以应时矣。
这都是为了顺应时势啊！
何况乎君数易世，
何况同一君王多次变化治政方法，
国数易君，
同一国家多次改换君王。
人以其位达其好憎，
凡人都凭借着他的地位来做他所喜欢的事和去除他所憎恶的事，
以其威势供嗜欲，
以便借助他的威势来满足自己的嗜好欲望。
而欲以一行之礼，一定之法，
然而却想用一定的礼法来应对千变万化的时势，
应时偶变，
这种不符合权变的原则，
其不能中权亦明矣。
是明摆着的。
故圣人所由曰道，
所以圣人所遵循的原则叫道，
所为曰事。
所做的叫事。
道犹金石，
这道就好比金钟石磬，
一调不更；
一旦定了调就无法改换；
事犹琴瑟，
而事就好比琴瑟，
每弦改调。
每根弦的音都可以随时调整。
故法制礼义者，
所以法制礼义这些东西，
治人之具也，
只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方法，
而非所以为治也。
而不是治理好国家的最终的东西。
故仁以为经，
所以以“仁”为经，
义以为纪，
以“义”为纪，
此万世不更者也。
这倒是万世不变的。
若乃人考其才而时省其用，
至于说考察人才，以省察他们的行为来决定对其使用与否，对于这类的事情，
虽日变可也。
即使每天有变动也是可以的，
天下岂有常法哉！
天底下哪有一成不变的常规法度！
当于世事，
只要符合世事，
得于人理，
适合情理，
顺于天地，
顺应天地，
祥于鬼神，
协祥鬼神，
则可以正治矣。
就可以治理好天下了。
古者人醇工庞，
古时候，人们淳朴忠厚，工匠制作的器具坚固耐用精致美观，
商朴女重，
商贾诚实不欺诈，女子纯真稳重，
是以政教易化，
因此教政容易感化，
风俗易移也。
风俗容易改变。
今世德益衰，
如今社会道德日益衰败，
民俗益薄，
民风习俗日益浅薄，
欲 以朴重之法，治既弊之民，
想用质朴纯厚的方法去治理日益腐败的民风，
是犹无镝衔橜策錣而御馯马也。
就像不用马嚼子和马鞭去驾御烈马那样困难。
昔者，神农无制令而民从，
过去神农氏时代没有法令制度而民众却自觉服从，
唐虞有制令而无刑罚，
唐尧虞舜时代尽管制定了法令但无人触犯刑罚；
夏后氏不负言，
夏朝人说话守信用，
殷人誓，周人盟，
殷朝人通过发誓、周朝人通过歃血为盟来达到守信。
逮至当今之世，
而到今天这世道，
忍訽而轻辱，
人反而习惯忍受耻辱，
贪得而寡羞，
为贪得财物而不顾廉耻，
欲以神农之道治之，
在这种情况下还想用神农时代的方法来治理，
则其乱必矣。
那就必定要乱套。
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
过去伯成子高不愿做官，拒绝封为诸侯，情愿归乡隐居种田，
天下高之。
天下人都称赞他；
今之时人辞官而隐处，
如今的人如果拒绝做官，
为乡邑之下，
就会被乡里人瞧不起，
岂可同哉！
这哪能相提并论啊！
古之兵，
古代兵器，
弓剑而已矣，
只是弓和剑，
槽矛无击，
木矛没有铁枪头，
修戟无刺。
长戟没有锋尖。
晚世之兵，
而近代的兵器，
隆冲以攻，
冲车做得高又大以备攻城，
渠幨以守，
沟堑和幨帐用来防御，
连弩以射，
连发的机弩用来射杀，
销车以斗。
装有尖刀的战车用来战斗。
古之伐国，
古时候征讨别的国家，
不杀黄口，不获二毛，
不杀小孩、不捉老人，
于古为义，
这被认为是那时候的人道主义，
于今为笑。
而现在这样做就会被人嘲笑。
古之所以为荣者，
古时候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
今之所以为辱也。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
在今天有可能被认为是一件耻辱的事；古时候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今天用来治理天下就会乱套。
夫神农、伏羲，
神农伏羲不实施赏罚，
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
人民也不会去做坏事，
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
而现在的执政者就不可能去废除法令来治理百姓；
舜执干戚而服有苗，
虞舜执干戚而舞使有苗族臣服。
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
但现在带兵征伐的将领却哪能可以放弃武器去制止暴乱。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法度者，
制定法度，
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
是用来反映百姓的习俗，应当宽严缓急适度；
器械者，
器械用具同样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因时变而制宜适也。
使之适宜使用。
夫圣人作法而万物制焉，
圣人制定法令制度，使普通人受到制约；
贤者立礼而不肖者拘焉。
贤人确立礼节，使无能的人拘泥于礼节。
制法之民，不可与远举；拘礼之人，
受法制约的人是不可能有远大行为的；
不可使应变。
拘泥于礼节的人是难以适应变化的。
耳不知清浊之分者，
耳朵听觉不能分辨清浊的人，
不可令调音；
是不可以让他去调整音律的；
心不知治乱之源者，
内心不明白国家治乱根源的人，
不可令制法。
是不可以让他去制定法令的。
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
具有能听别人难以听到的声音的听觉和能看别人难以看到的东西的视觉的人，
然后能擅道而行矣。
才能随心所欲择道前进。
夫殷变夏，
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
周变殷，
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
春秋变周，
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
三代之礼不同，
三代的礼法各不相同，
何古之从？
哪还有什么古礼法可以遵从呢！
大人作而弟子循，
如果遵从古礼法，就像长辈立法、晚辈遵从照搬。
知法治所由生，
如果知道法治产生的缘由，
则应时而变；
那么就有可能应时而变法；
不知法治之源，
如果不明白法治产生的根源，
虽循古，
那么因循守旧，套用古礼古法，
终乱。
就有可能最终导致大乱。
今世之法籍与时变，
现在的法典已经根据时势变化而变化了，
礼义与俗易，
礼仪也已经随习俗变化而变化了。
为学者循先袭业，
而那些学者还是因袭旧业，
据籍守旧教，
死守法典旧教，
以为非此不治，
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
是犹持方枘而周圆凿也，
这实在是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
欲得宜适致固焉，
还想套装牢固适宜，
则难矣。
那就难了。
今儒、墨者称三代文武而弗行，
现在的儒、墨、言必称三代、文武二王的一套，可自己又不实施，
是言其所不行也；
这无疑是在宣扬一套根本行不通的东西。现在的儒、墨，
非今时之世而弗改，
非议眼前的现实，但又不去改变它，
是行其非也，
这实际上是听任不合理的东西存在下去。
称其所是，
这真是称赞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事，
行其所非，
做的却是他们认为错误的事，
是以尽日极虑而无益于治，
因此整天用尽心思伤透脑筋却对治国毫无益处，
劳形竭智而无补于主也。
劳损形体竭尽智力，如此却无补于时。
今夫图工好画鬼魅，
如今的那些画匠总爱画鬼怪而讨厌画狗马，
而憎图狗马者何也？
这是什么道理呢？
鬼魅不世出，
这是因为鬼怪不可能在世上出现，
而狗马可日见也。
而狗与马倒是能天天见到，画鬼容易画狗(马)难啊！
夫存危治乱，
挽回危局、治理乱世，
非智不能，
没有聪明才智是无法做到的；
道而先称古，
但只是复述古人、称道古代，
虽愚有余。
即使让笨蛋来做也是绰绰有余。
故不用之法，
所以无用的方法和法规，
圣王弗行；
圣王是不采用的；
不验之言，
不符合实际的言论和事情，
圣王弗听。
英明君主是不听取的。
天地之气，
天地之间的气，
莫大于和。
没有比中和之气更珍贵的了。
和者阴阳调、日 夜分而生物，
所谓中和之气，就是阴阳协调，昼夜分明，这样万物才能生长。
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与成，
万物是在春分时节生长、秋分时节成熟，
必得和之精。
这生长和成熟都离不开这精纯的中和之气。
故圣人之道，
所以圣人的处事原则是：
宽而栗，
宽松而又坚决，
严而温，
威严而又温和，
柔而直，
柔软而又刚直，
猛而仁。
威猛而又仁慈。
太刚则折，
因为如果太刚硬则容易折断，
太柔则卷，
如果太柔软则容易卷曲，
圣人正在刚柔之间，
所以圣人是处刚柔之间，
乃得道之本。
为得道之根本。
积阴则沉，
积阴过多则沉，
积阳则飞，阴阳相接，
积阳过多则飞，
乃能成和。
只有阴阳交融才能达到融和状态。
夫绳之为度也，
墨绳作为一种尺量的器具，
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
既可以卷曲起来怀抱一团，
可直而睎，
又可以牵直伸长来测直瞄准。
故圣人以身体之。
所以圣人亲身体现这种墨绳能伸能曲的特性。
夫修而不横，
虽长但不横阻，
短而不穷，
虽短但不穷尽，
直而不刚，
虽直但不刚坚，
久而不忘者，
长久但不被遗忘，
其唯绳乎！
这大概就是墨绳的特性吧？
故恩推则懦，
所以只用恩德来治政便显得懦弱了些，
懦则不威；
因为懦弱就没有了威信；
严推则猛，
只靠严厉来治政便显得凶猛了些，
猛则不和；
因为凶猛就没有了和睦；
爱推则纵，
只以仁爱来治政便会放纵，
纵则不令；
因为放纵就无人听从命令；
刑推则虐，
只用刑罚来治政便显得暴虐了些，
虐则无亲。
因为暴虐就无人来亲附归顺。
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
过去齐简公放弃了国家的权柄，而一味宠信大臣将领，
将相摄威擅势，
以致使他们形成威势，
私门成党，
结党营私，
而公道不行。
而导致国家的正式条令无法贯彻下去，
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
让陈成常、鸱夷子皮能够实现了篡政的阴谋，
使吕氏绝祀而陈氏有国者，
使太公吕望传下来的齐国断了继嗣、亡了国家，吕氏的齐国变成了陈氏的齐国。
此柔懦所生也。
这正是齐简公柔弱懦怯造成的后果。
郑子阳刚毅而好罚，
郑国子阳刚毅而好刑罚，
其于罚也，
他实施刑罚，非常坚决，
执而无赦。
一旦抓获该惩罚时从不宽赦。
舍人有折弓者，
子阳门客中有一人将弓折断了，
畏罪而恐诛，
他惧怕因这过错而被处死，
则因猘狗之惊以杀子阳，
就趁街市人们追杀疯狗的机会将子阳杀死了。
此刚猛之所致也。
这正是刚毅凶猛造成的悲剧。
今不知道者，
如今一些人不知道处刚柔之间为得道根本的道理，
见柔懦者侵，
看到柔弱懦怯会被人侵凌，
则矜为刚毅；
就追求起刚毅凶猛来；
见刚毅者亡，
看到刚毅凶猛导致灭亡，
则矜为柔懦；
就强调起柔弱懦怯来。
此本无主于中，
这实际上是这些人内心根本没有这种处刚柔之间为道之根本的观念，
而见闻舛驰于外者也，
让外界的所见所闻支配自己的思想，
故终身而无所定趋。
所以是一辈子都摇摆不定，无固定的归宿。
譬犹不知音者之歌也，
这就好比不懂乐理的人唱歌，
浊之则 郁而无转，
唱低音时沉浊滞凝而不婉转悠扬，
清之则燋而不讴。
唱高音时脆弱枯涩而不圆润激亮。
及至韩娥、秦青、薛谈之讴，侯同、曼声之歌，
但像韩娥、秦青、薛谈、侯同、曼声这些歌手，他们无论是随便的哼吟，
愤于志，
还是合乐的歌唱，
积于内，
都能在内心积聚着感情，
盈而发音，
这种充盈于内心的感情通过音乐表现出来，
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
因此没有不合音律、不和谐动人的。
何则？
这是为什么呢？
中有本主以定清浊，
这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着一个根本的东西作主宰来确定音调的高低清浊，
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
而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能自成标准法度。
今夫盲者行于道，
现在那些盲人在路上行走，
人谓之左则左，
别人叫他往右走他便往右，别人让他往左走他便往左；
谓之右则右，
情况好些的话，
遇君子则易道，
碰到君子引路会引他走上平坦安全的路，
遇小人则陷沟壑，
情况不好的话，碰到小人引路会引他走进深沟陷阱中去。
何则？
这是为什么呢？
目无以接物也。
这是因为他眼睛看不见外界事物。所以是，
故魏两用楼翟、吴起而亡西河，
魏国两用楼瞙、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湣王专用淖齿而死于东庙，
齐湣王专用淖齿一人而被淖齿杀死在东庙，
无术以御之也。
这些都在于没有权术来驾驭下属大臣；
文王两用吕望、召公奭而王，
周文王同时任用姜太公和召公奭而天下得以治理，
楚庄王专任孙叔敖而霸，
楚庄王专用孙叔敖一人而称霸天下，
有术以御之也。
这些都在于有权术驾御下属大臣。
夫弦歌鼓舞以为乐，
以弹琴唱歌击鼓跳舞算作“乐”，
盘旋揖让以修礼，
用回旋周转作揖谦让来讲“礼”，
厚葬久丧以送死，
用丰厚陪葬长期服丧来送别死者，
孔子之所立也，
这些都是孔子所提倡的，
而墨子非之。
但墨子是反对的；
兼爱尚贤，右鬼非命，
互相亲爱、推崇贤能、敬崇鬼神、不信天命，
墨子之所立也，
这些都是墨子所提倡的，
而杨子非之。
但杨子是反对的；
全性保真，
保全本性的真纯，
不以物累形，
不以外物拖累形体，
杨子之所立也，
这些都是杨子所提倡的，
而孟子非也。
但孟子是反对的。
趋舍人异，
这真是各人的取舍各不相同，
各有晓心。
每人只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心思。
故是非有处，
所以确定是与非是离不开一定条件和环境的，
得其处则无非，失其处则无是。
处在一定条件和环境里是对的，离开了一定条件和环境就变得错了。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之民，
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户、奇肱、修股这些九州之外的国家，
是非各异，习俗相反。
他们的是非观念各异、习俗相反，
君臣上、下、夫妇、父子，
君臣上下，夫妇父子，
有以相使也。
也都按一定的礼节相处、支使。
此之是，
在这里是正确的，
非彼之是也；
到那里就可能是错误的；
此之非，
在这里是错误的，
非彼之非也；
到那里就不一定是错误的。
譬若斤斧椎凿 之各有所施也。
这就好像斧刀椎凿各有各的用处一样。
历史鉴戒与存亡之道
禹之对以五音听治，
夏禹的时代，依据五音来处理政务，
县钟鼓磬铎，置鞀，以待四方之士，
悬挂钟鼓磬铎、设置鞀鼓来接待四方之士，
为号曰：
并发布命令说：
“教寡人以道者击鼓，
“拿道来指教我的请击鼓，
谕寡人以义者击钟，告寡人以事者振铎，谕寡人以忧者击磐，
用义来教诲我的请敲钟，有事情要告诉我的请摇铎，有忧愁事想告诉我的请击磬，
有狱讼者摇鞀。”
有官司诉讼的请摇鞀鼓。”
当此之时，
在那时，
一馈而十起，
夏禹吃一顿饭有可能被打断十次，
一沐而三捉发，
洗一次澡有可能三次拧干头发起来处理事务，
以劳天下之民，
他就是这样劳累、忧虑为人民服务；
此而不能达善效忠者，
这样做还不足以为人民行善效忠的话，
则才不足也。
那就是才能不足的问题了。
秦之时，
秦始皇时代，
高为台榭，
垒筑高高的台榭，
大为苑囿，
修建大型的苑圃，
远为驰道，
驰道通向四方远道，
铸金人，
铸造金属铜像，
发适戍，
调派囚徒戍守边疆，
入刍稾，
强行收缴草料供部队使用，
头会箕赋，
征收人头税来搜刮民财，
输于少府。
运进皇帝私库以供享用。
丁壮丈夫，
被征调服役、守边防的青壮年，
西至临洮狄道，
西到临洮、狄道，
东至会稽浮石，
东到会稽、浮台，
南至豫章桂林，
南到豫章、桂林，
北至飞狐阳原，
北到飞狐、阳原，
道路死人以沟量。
一路上死去的服役青壮年多得可以填满沟壑。
当此之时，
当时，
忠谏者谓之不祥，
尽忠进谏的人被看成扫帚星，
而道仁义者谓之狂。
讲仁义的人被当成疯子。
逮至高皇帝，
而到汉高帝起兵时，
存亡继绝，
使将衰败的东西得以保存，使将绝嗣的族种得以延续，
举天下之大义，
发扬了天下正义，
身自奋袂执锐，
手执兵器，振臂高呼，
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
为百姓向皇天请命。
当此之时，
在这个时候，
于下雄俊豪英，
天下英雄豪杰，
暴露于野泽，
风餐露宿于荒原野外，
前蒙矢石而后堕谿壑，
冲杀时冒着迎面而来的利箭和飞石，撤下后退时冒跌落深沟的危险，
出百死而给一生，
这真是经历了百次的死亡才换得一次生存的机会，
以争天下之权，
以争取夺得天下的统治权，
奋武厉诚，
奋发勇武精神，激励忠诚之情，
以决一旦之命。
豁出生命以决一死战。
当此之时，
在这样的时代，
丰衣博带而道儒墨者，
那些穿着丰衣博带，谈论儒、墨的人，
以为不肖。
是被认为无能之辈的。
逮至暴乱已胜，
等到暴虐的秦朝灭亡后，
海内大定，
天下安定下来后，
继文之业，
汉高帝继承文治的事业，
立武之功，
建立了雄伟勇武的功绩，
履天子之图籍，
登上了天子宝座，
造刘氏之貌冠，
当年的委貌冠以“刘氏冠”而风靡天下，
总邹鲁之儒墨，
聚集起邹、鲁的儒墨学者，
通行圣之遗教，
贯彻古代圣人的遗教，
戴天子之旗，
树立起天子大旗，
乘大路，
乘坐天子的大车，
建九旋，
建置九旒旗，
撞大钟，
撞击大钟，
击鸣鼓，
敲响鸣鼓，
奏《咸池》，
演奏《咸池》乐曲，
扬干戚。
举着盾牌大斧起舞。
当此之时，
在这个时候，
有立武者见疑。
谁要是继续提倡武力，会被人怀疑居心叵测。
一世之间，
这期间，
而文武代为雌雄，
文治、武功交替主宰时局，
有时而用也。
这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采用的不同策略。
今世之为武者则非文也，
而现在的尚武派非议文治者，
为文者则非武也。
或文治者非议尚武派，
文武更相非，
他们之间的文武互相指责非议，
而不知时世之用也。
实在是不懂文与武各适宜于一定时局。
此见隅曲之一指，
这些人只看到一个角落中的一小部分，
而不知八极之广大也。
而根本不知道四方八极之天下广大。
故东面而望，
所以是朝东看，
不见西墙；
就不知西墙；
南面而视，
朝南望，
不睹北方。
就不见北方；
唯无所响者，
只有不偏倚某一方，
则无所不通。
才能无所不通、无所不知。
国之所以存者，
国家之所以能长存，
道德也；
是在于得道；
家之所以亡者，
国家之所以灭亡，
理塞也。
是在于悖理。
尧无百户之郭，
尧原先都没有百户人家的城郭，
舜无置锥之地，
舜原先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以有天下。
但后来却拥有了天下；
禹无十人之众，
禹原先连十个人的势力都没有，
汤无七里之分，
汤原先也没有哪怕是七里大的封地，
以王诸侯。
但后来还是称王于诸侯。
文王处岐周之间也，
周文王原先处在的岐周一带，
地方不过百里，
土地方圆也不过百里，
而立为天子者，
可是最终立为天子。
有王道也。
诸如此类都是因为“得道”和实施“王道”。
夏桀、殷纣之盛也，
夏桀、殷纣原本十分强盛，
人迹所至，舟车所通，
凡是人的踪迹所到之处、车舟所通之地，
莫不为郡县，
没有不成为他们的郡县属地的。
然而身死人手，
但是最终他们却死在别人手里，
而为天下笑者，
还被天下人所耻笑，
有亡形也。
这是因为他们行不仁而造成的后果。
故圣人见化以观其征。
所以圣人是通过观察细微迹象来知道事物变化的徵兆的。
德有盛衰，
德政的兴盛和衰败，
风先萌焉。
最先的变化苗子是从社会风气中显露出来的。因此，
故得王道者，
实施王道德政的尽管开始弱小，
虽小必大；
但最终会强大起来；
有亡形者，
有灭亡迹象的尽管暂时成功，
虽成必败。
但到头来必定失败。
夫夏之将亡，
当夏朝将要灭亡的时候，
太史令终古先奔于商，
朝中的太史令终古就事先投奔了商汤，
三年而桀乃亡。
三年后夏桀果然灭亡；
殷之将败也，
殷朝将要破败的时候，
太史令向艺先归文王，
朝中的太史令向艺事先就归顺了周文王，
期年而纣乃亡。
一年之内殷纣王果真灭亡。
故圣人之见存亡之迹、成败之际也，
所以圣人总是能在存亡、成败转变之际就能发现衰败的迹象了，而不是像夏桀、殷纣王那样，
非待鸣条之野、甲子之日也。
非得等到出现了鸣条之野、甲子之日时才知道身处绝境、大祸临头。
今谓强者胜则度地计众，
现在有人认为强大的就必定会胜利，于是就一门心思盘算着怎样扩地增人；
富者利则量粟称金。
认为富有的必定会获利，于是就醉心于积粮聚钱；
若此，
如按这样的逻辑来说，
则千乘之君无不霸王者，而万乘之国无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
那么千乘小国将永远无法称王称霸了；万乘大国则永远不会灭亡了；
若此其易知也，
国家的存亡道理如果是这样简单的话，
愚夫惷妇皆能论之。
那么社会上的笨男蠢女都可成为理论家了。
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
赵襄子只是凭借着晋阳小城就称霸于天下，
智伯以三晋之地擒，
而智伯拥有三晋却被俘虏消灭；
湣王以大齐亡，
齐湣王并不因为有偌大的齐国而不死于非命，
田单以即墨有功。
田单并不因为只有一座即墨城而不立大功。所以说，
故国之亡也，
一个国家要灭亡，
虽大不足恃；
即使国家再大也无法挽回灭亡的命运；
道之行也，
反之一个国家实施王道，
虽小不可轻。
即使国家再小也不可轻视它的变化发展。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存在得道，
国家的生存取决于得道，
而不在于大也；
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广大；
亡在失道，
国家的灭亡取决于失道，
而不在于小也。
而不取决于土地面积的狭窄。
《诗》云：
《诗经》上说：
“乃眷西顾，
“天帝顾视西方岐山，
此惟与宅。”
这里周人居住最适宜。”
言去殷而迁于周也。
这是说连上天也要将气数已尽的殷王朝抛弃而转向周朝。
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
所以乱国的国君只追求对领土的扩张而不谋求施行仁义，
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
只追逐提高自己的权位而不谋求实施道德，
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这就是抛弃了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据而制造了国家走向灭亡的条件。所以到夏桀被关押在南巢时，
故桀囚于焦门而不能自非其所行，
还不能否定过去的所作所为，
而悔不杀汤于夏台。
而只是后悔当初没有在夏台将汤杀死；
纣居于宣室而不反其过，
殷纣王被围困在宣室，也不知道反省过去所做的坏事，
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
而只是后悔没有将周文王杀死在羑里。
二君处强大势位，
假如这两位君王能处在势力强大之时，
修仁义之道，
实施或遵循仁义之道，
汤武救罪之不给，
那么商汤、周武弥补自己的过错都来不及，
何谋之敢当？
哪还有功夫图谋什么！反之，
若上乱三光之明，
如果上乱日月星辰的光明，
下失万民之心，
下失民众之心，
虽微汤武，
即使没有商汤、周武王，
孰弗能夺也？
谁个不能夺取天下呢？
今不审其在己者，
现在夏桀、殷纣王非但不审察自己身上的责任，
而反备之于人，
还反而防备别人夺取天下。
天下 非一汤武也，
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商汤和周武王，
杀一人则必有继之者也。
杀掉了商汤和周武王，还必有人接踵而起，继承他们的事业。
且汤武之所以处小弱而能以王者，
况且商汤、周武王之所以处在弱下地位而最终称王于天下，
以其有道也；
是在于他们手中有道义。
桀、纣之所以处强大而见夺者，
夏桀、殷纣王之所以处在强势地位而最终天下被人夺取，
以其无道也。
是在于他们无道。
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
今天有人不效仿采纳前人之所以称王于天下的经验，
而反益己之所以夺，
反而变本加厉地增加可能导致自己灭亡的因素，
是趋亡之道也。
这实际上是在走向灭亡。
武王克殷，
武王消灭殷王朝后，
欲筑宫于五行之山，
想在太行山上修建宫殿，
周公曰：
周公马上说：
“不可！
“不可。
夫五行之山，固塞险阻之地也，
这太行山区是固塞险阻之地，
使我德能覆之，
如果我们能够实施德政，
则天下纳其贡职者迴也；
那么天下各地来朝拜进贡的人就要走很多迂回曲折的路，不利于他们前来；
使我有暴乱之行，
如果我们实施暴政，
则天下之伐我难矣。”
那么就使讨伐我们的正义之师难以完成他们的使命。”
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夺也，
这就是周王朝延续三十六代而不被侵夺的根本原因。
周公可谓能持满矣。
而周公也真可谓是一个能正确处理盈满而不覆的人。
昔者，
以前，
《周书》有言曰：
《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
“上言者下用也，
“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
下言者上用也。
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
上言者常也，
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道理；
下言者权也。”
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道理。”
此存亡之术也。
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
唯圣人为能知权。
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道理。
言而必信，
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
期而必当，
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
天下之高行也。
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
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直躬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直躬检举证实了父亲的偷盗行为；尾生和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但女子失约，
尾生与妇人期而死之。
而尾生为了守信约，站在桥下任上涨的河水淹死。
直而证父，信而溺死，
正是直躬为正直而检举父亲、尾生为守信而被河水淹死，
虽有直信，
他们虽然正直和守信，
孰能责之？
但又有谁来推崇看重他们的行为？
夫三军矫命，
作战中伪造命令、假传军令，
过之大者也。
这是错误中最大的一种。
秦穆公兴兵袭郑，
但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时，
过周而东。
经过东周向东进发，
郑贾人弦高将西贩牛，
郑国的商人弦高恰往西去贩牛，
道遇秦师于周、郑之间，
在途中碰到了秦军，
乃矫郑伯之命，
于是弦高假托郑国君的命令，
犒以十二牛，
用十二头牛犒劳秦军、礼待秦军，
宾秦师而却之，
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知道这次偷袭计划而不敢贸然前进，只得撤退，
以存郑国。
从而保存了郑国，使之不至于沦为秦国的“殖民地”。所以说，
故事有所至，
当紧急事情来临的时候，你不知道权变，忠厚老实，
信反为过，
反而会酿成大错，
诞反为功。
而像弦高那样欺诈一下倒能立下大功。
何谓失礼而有大功？
什么叫失礼却反有大功劳？
昔楚恭王战于阴陵，
过去楚恭王在鄢陵与晋国交战，
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相与篡之，
被晋将吕瞡射伤眼睛后被俘，这时楚国的潘尪、养由基、黄衰微、公孙丙冒死冲入敌军中将恭王抢出；
恭王惧而失体，
而这时的恭王已吓得瘫在地上失去威仪，
黄衰微举足蹴其体，
黄衰微为使恭王不失去君王的威仪，情急之中狠踢恭王一脚，
恭王乃觉，
恭王猛然清醒，
怒其失礼，
并被黄衰微的失礼行为所激怒，
夺体而起，
挣脱了众人的搀扶而站立起来，
四大夫载而行。
于是四大夫簇拥着恭王上了战车逃了回来。还有，
昔苍吾绕娶妻而美，
以前的苍吾绕娶了个漂亮的妻子，
以让兄，
就将妻子让给了兄长哥哥。
此所谓忠爱而不可行者也。
这种“爱兄”方法和上进“忠君”的做法在通常的情况下是行不通的。
是故圣人论事之局曲直，
但是知道权变的圣人就能根据事情实际情况，
与之屈伸偃仰，
能随之伸缩俯仰，
无常仪表，
没有一定的可做不可做的框框，
时屈时伸。
时而屈曲时而伸展。当应该柔弱时，
卑弱柔如蒲苇，
他就柔弱得像蒲苇一样，
非摄夺也；
但他这柔弱并不是慑于威势；
刚强猛毅，
而当应该刚强猛毅时，
志厉青云，
他就刚强猛毅得能气冲云天，
非本矜也，
但他这刚强猛毅也绝对不是狂妄骄暴。
以乘时应变也。
他的这两种态度均是为了应对时势的变化。
通常情况下，
夫君臣之接，
君臣相见，
屈膝卑拜，
臣屈膝下拜，
以相尊礼也。
这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遵守君臣之礼；
至其迫于患也，
而到特殊情况下(如恭王面临祸患时)，
则举足蹴其体，
黄衰微抬腿踢君王的身体，
天下莫能非也。
天下人就不必非议他了。因此，
是故忠之所在，
真正有忠心的人，
礼不足以难之也。
礼法是不能阻止他尽忠的。
孝子之事亲，
孝子侍奉父亲，
和颜卑体，
真正是做到神情和悦，体态谦卑，
奉带运履。
为父亲穿衣系带、提鞋穿鞋；
至其溺也，
但一旦碰到父亲溺水的时候，他为了救父亲性命，顾不了这么多，
则捽其发而拯，
就直接揪住父亲的头发将其拉上岸来，
非敢骄侮，
这种揪发硬拉就不能算骄横侮辱父亲，
以救其死也。
他实在是为了救父亲性命。
故溺则捽父，祝则名君，
所以这种将溺水父亲揪发拉上岸和祭奠亡父时称父为“君”是一样的，
势不得不然也，
是情势所迫不得不这样。
此权之所设也。
这也就是“权变”的地方。
故孔子曰：
所以孔子说：
“可以共学矣，
“可以在一起学习的人，
而未可以适道也。
不一定可以一同获得真理；
可与适道，
可以一同获得真理的，
未可以立也。
不一定可以一起建功立业；
可以立，
可以一起建功立业的，
未可与权。”
不一定可以一样知道通达权变。”
权者，
通达、运用权变，
圣人之所独见也。
只有圣人才具有的独到胆识。
故忤而后合者，
所以先处逆境而后顺遂合意的，
谓之知权；
叫做懂得权变；
合而后舛者，
反之先是一切顺利而后接连不断的倒霉的，
谓之不知权。
叫做不懂得权变。
不知权者，
不知权变的，
善反丑也。
好事也会被他做坏。
故礼者，
所以礼仪形式就像果实之花一样，
实之华而伪 之文也，
是人为的修饰，
方于卒迫穷遽之中也，
当人们处在紧急困窘的情况下，
则无所用矣。
这礼仪形式是一点都没用的。
是故圣人以文交于世，
所以圣人只是将礼仪形式用于一般的人际交往，
而以实从事于宜，
而以实际的态度来做该怎样就怎样的事，
不结于一迹之涂，
不拘泥于条条框框，
凝滞而不化，
不凝固呆板，
是故败事小而成事多，
所以是失败的事少，成功的事多，
号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
政令通行于天下而不被人非议。
猩猩知往而不知来，
猩猩知道过去而无法预见未来，
干鹄知来而不知往，
干鹄能预见未来而无法记起过去的事，
此修短之分也。
这是它们的长短优劣的区别。
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
过去苌弘是周王室执掌历数的官员，
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
天地之气、日月运行、风雨变化、律历度数，
无所不通，
苌弘他无所不知，
然而不能自知，
然而他却就是不能预见掌握自己的命运，
车裂而死。
所以最终还是死于非命，
苏秦，
被人斩于刀下。
匹夫徒步之人也，
苏秦原是一个出门只靠步行的平民百姓，
靻蹻嬴盖，
经常是脚蹬草鞋、肩背行囊，
经营万乘之主，
周旋游说在诸大国之间，
服诺诸侯，
想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国采纳他的合纵策略，
然不自免于车裂之患。
但最终还是难免车裂的祸害。
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义，
徐偃王亲自推行实施仁义慈爱，
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
天下朝拜他的国家多达三十二个，
然而身死国亡，子孙无类。
然而最终还是身死国亡、子孙灭绝。
大夫种辅翼越王勾践，
越国大夫文种，辅佐越王勾践，
而为之报怨雪耻，
为越国报仇雪耻，
擒夫差之身，
还生擒吴王夫差，
开地数千里，
使越国的疆域扩大了数千里，
然而身伏属镂而死。
但最终还是死在属镂利剑之下。应当讲，
此皆达于治乱之机，
这些人都是通晓国家治乱的计谋的，但遗憾的是，
而未知全性之具者。
他们却不懂怎样保护自己。所以可以这样讲，
故苌弘知天道而不知人事，
苌弘是只知天道而不懂人道，
苏秦知权谋而不知祸福，
苏秦是只懂权谋而不知避祸，
徐偃王知仁义而不知时，
徐偃王是只懂仁义而不知时宜，
大夫种知忠而不知谋。
文种是只知尽忠而不知谋退、留生路。
圣人则不然，
而圣人就不是这样，
论世而为之事，权事而为之谋，
他能分析世上各种事情，
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内之寻常而不塞。使天下荒乱，
权衡这其中的利和弊，
礼义绝，纲纪废，
然而才决定权谋计策，
强弱相乘，力征相攘，
所以能做到施展开来可以充塞天下而不显得空旷，
臣主无差，贵贱无序，甲胄生虮虱，
紧缩起来可以身处窄狭而不显得壅塞。
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而乃始服属臾之貌、恭俭之礼，
假若到天下荒乱、礼义弃绝、纲纪废弛、以强凌弱、武力征讨、君臣倒置、贵贱无序、甲胄生虱、燕雀处帷幄而兵卒无休息之时才想起实施恭谨俭朴的儒家学说，
则必灭抑而不能兴矣。
那么必定会被压抑消灭而不得兴盛。
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
如果天下安定、政教平和、百姓恭顺和睦、君臣王相亲善，
上下相亲，而乃始立气矜，奋勇力，
在这时你如果显露骄横气焰、展示蛮横暴力，
则必不免于有司之法矣。
那么也必定难逃法律的制裁。
是故圣者，
因此，
能阴能阳，
所谓圣人是既能阴又能阳，
能弱能强，
既能弱又能强，
随时而动静，
顺随时势而动静，
因资而立功，
根据资源而行事；
物动而知其反，
同时圣人还能在事物一运动起来就能知道事物的转向，
事萌而察其变，
事物稍有萌芽苗子就能察觉事物的变化；变化了的事物，
化则为之象，
圣人能知道它的变化形象，
运则为之应。
运动了的事物，圣人有办法应对它。
是以终身行而无所困。
因此圣人是终生顺利而无困窘。
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
所以有些事情是可以做但不能说的，
有可言而不可行者，
有些事情是可以说但不能做的，
有易为而难成者，
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
有难成而易败者，
有些事情是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
所谓可行而不可言者，
这里所谓有些事情可以做而不可以说的，
趋舍也；
是指取舍；
可言而不可行者，
有些事情可以说而不能做的，
伪诈也；
是指欺诈；
易为而难成者，
有些事情是容易做但难以成功的，
事也；
是指事业；
难成而易败者，
有些事情既难做成又相当容易做坏的，
名也。
是指名声。
此四策者，
这四方面的策略，
圣人之所独见而留意也。
只有圣人有独到的见解并且时刻留意。
誳寸而伸尺，
小事委曲、大事伸张，
圣人为之；
圣人是这样的处事原则；
小枉而大直，
小处可以弯曲，大处必须站直，
君子行之。
圣人是这样的行事原则。
周公有杀弟之累，
周公有杀害亲兄弟管蔡的精神负担，
齐桓公有争国之名，
齐桓公有和公子纠争夺国政的恶名，
然而周人以义补缺，
但是周公以匡扶周室的正义行为弥补了杀害兄弟的缺憾，
桓公以功灭丑，
齐桓公用称霸天下的功绩抵消了他的丑事恶名，
而皆为贤。
所以两位还都算是圣贤者。
今以人之小过，揜其大美，
假使因为其人有些小的过失而抹杀了他的优点，
则天下无圣王贤相矣。
那么天下就再也难以有圣王和贤相了。所以，
故目中有疵，
眼睛稍有疵点，
不害于视，
但只要不妨碍看东西，
不可的也。
就不必用火炙烤；
喉中有病，
咽喉稍有不适，
无害于息，
只要不妨碍呼吸，
不可凿也。
就不必凿开喉管。
河上之丘冢，
黄河流域的平原地带，
不可胜数，
尽管小土丘多得数都数不过来，
犹之为易也。
但这一地带仍不失平坦；
水激兴波，
水流急得会激起波浪，
高下相临，差以寻常，
有时浪头高达数尺之高，
犹之为平。
但河水仍不失平静。
昔者曹子为鲁将兵，
过去曹沫为鲁国带兵打仗，
三战不胜，
屡战屡败，
亡地千里。
丢失国土数千里。
使曹子计不顾后，
假使曹沫不作长远打算，
足不旋踵，
不转身往后撤退，
刎颈于陈中，
拔剑刎颈自杀，
则终身为破军擒将矣。
那么他就永远是个败军中的败将。
然而曹子不羞其败，
然而，曹沫并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害臊，
耻死而无功，
他所感到的耻辱是不能很好地建立功绩。
柯之盟，
于是他在后来的齐鲁柯地会盟中，
揄三尺之刃，
拿着三尺宝剑，
造桓公之胸，
逼着齐桓公归还夺走的土地，
三战所亡，一朝而反之，
这样使他在多次战争中丧失的土地于片刻之间便收了回来。
勇闻于天下，
他的大智大勇也传遍天下，
功立于鲁国。
并为鲁国立下了功绩。
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
管仲辅佐公子纠并不成功，
不可谓智；
是不能说他聪明的；
遁逃奔走，
管仲又在公子纠和小白争权斗争失败后自顾逃命，
不死其难，
不能为公子纠而敢于牺牲性命，
不可谓勇；
这就不可以称他为勇敢的；
束缚，桎梏，
管仲在被小白关押期间，
不讳其耻，
并不感到这是耻辱，
不可谓贞。
这就不能称他为贞节的。
当此三行者，
有了这上述三种行为，
布衣弗友，
一般的平民都不愿意与他交朋友。
人君弗臣。
君子更不愿意以他为臣子了。
然而管仲免于累绁之中，
但管仲却能使自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并受到齐桓公的重用，
立齐国之政，
执掌了齐国大政，
九合诸侯，
九次会合诸侯，
一匡天下。
一举匡正天下。
使管仲出死捐躯，
假使管仲在当初身处绝境，身陷囹圄之时就献出了生命，
不顾后图，
不从长计议，
岂有此霸功哉？
那就哪会有以后助桓公称霸天下的功绩！
今人君论其臣也，
今天如果君王评价他的下属，
不计其大功，
不考虑他的功绩，
总其略行，
不看到他的主要优点，
而求其小善，
而只是计较他的小节问题，
则失贤之数也。
这便是失去贤才的做法。
故人有厚德，
所以其人只要有大德，
无间其小节，
就不必非议计较他的小节；
而有大誉，
如果有他的可称赞的地方，
无疵其小故。
就不必对他的不足之处吹毛求疵。
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鳣鲔，
牛蹄踩出来的水塘是长不出鱼来的，
而蜂房不容鹄卵，
蜂巢里是容不下鹅蛋的，
小形不足以包大体也。
这说明狭小的东西是容不下大东西的。
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
人之常情是谁人没有短处？
诚其大略是也，
如果他的大处主流是好的，
虽有小过，
即便有些小错误，
不足以为累，
也不应成为他的累赘。
若其大略非也，
反之如果他的主流大处不好，
虽有闾里之行，
就是有一些被乡邻称赞的品行，
未足大举。
也不值得重用。
夫颜 喙聚，梁父之大盗也，
颜喙聚曾是梁父山中的大盗，
而为齐忠臣。
但最终却成为齐国的忠臣。
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
段干木原是晋国的一名市侩，
而为文侯师。
后来却成为魏文侯的老师。
孟卯妻其嫂，
孟卯娶嫂子为妻，
有五子焉，
还生下了五个小孩，
然而相魏，
但后来却做了魏相，
宁其危，
替魏国排除了不少危难。
解其患。
景阳一生好饮，
景阳淫酒，
沉溺于酒色之中，
被发而御于妇人，
常蓬头散发混迹于女人群中，但后来却率领楚军救助燕国，
威服诸侯。
声望威震天下。
此四人者，
以上这四人，
皆有所短，
都有着短处和不足，
然而功名不灭者，
可就是功名留传后世，
其略得也。
这是因为他们的好的长处得到了施展。
季襄、陈仲子立节抗行，
季襄、陈仲子品行高尚，坚守节操、行为清高，
不入湾君之朝，
不肯混迹于污浊的朝廷，
不食乱世之食，
还不肯吃乱世的粮食，
遂饿而死。
结果却活活饿死，
不能存亡接绝者何？
不能拯救衰亡的社会、延续将要断绝的宗祀，原因何在？
小节伸而大略屈。
这是因为只注意了小节的保持而将大的才干忽略了。
故小谨者无成功，
所以在小事上处处谨慎的人是不会有大作为的，
訾行者不容于众；
而那些专爱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也大都不为众人所容；
体大者节疏，
身体魁梧的人骨骼自然大，
蹠距者举远。
腿长脚大的人步子也必定大。
自古及今，
从古到今，
五帝三王，
三王五帝，
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
故《易》曰：
所以《易经》上说：
“小过亨，
“小的过失无伤大体，
利贞。”
照样吉利亨通。”
言人莫不有过，
是说人没有不犯错误的，
而不欲其大也。
只是不要将小错铸成大错就可。
人物品鉴与赏罚智慧
夫尧、舜、汤、武，
尧、舜、汤、武是君王中的杰出者，
世主之隆也；齐桓、晋文，五霸之豪英也。
齐桓公、晋文公则是春秋五霸中的英豪。
然尧有不慈之名，
然而尧有不慈爱儿子的名声，
舜有卑父之谤，
舜因贬抑父亲而遭人非议，
汤、武有放弑之事，
汤和武有放逐、弑君的反叛行为，
五伯有暴乱之谋。
春秋五霸则要负起以暴力挑起战乱的责任。所以人无完人，
是故君子不责备于一人。
君子就不可以对人求全责备。
方正而不以割，
君子端正耿直但不锋芒毕露，
廉直而不以切，
有棱有角但不刻薄尖切，
博通而不以訾，
博学多才但不嘲讽讥刺，
文武而不以责。
文武双全但不因此苛求别人。
求于一人则任以人力，
他委以别人的任务时是根据其人的能力大小来决定的，
自修则以道德。
而对自己则是以道德修养上来要求的。
责人以人力，
根据别人的能力来委以任务，
易偿也；
别人就容易完成；
自修以道德，
而要求自己具有道德修养，
难为也。
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做的事而去做，
难为则行高矣，
就显出品行的高尚，
易偿则求澹矣。
容易完成任务，也就使要求得到满足。
夫夏 后氏之璜，
那夏朝的璜玉是不可能无瑕斑的，
不能无考；明月之珠，不能无颣；
就连明亮的夜明珠也不可能无疵点斑痕，
然而天下宝之者何也？
但天下人就是十分珍贵它们，为什么呢？
其小恶不足妨大美也。
因为它们的这些小毛病无损于它们整体的长处和美感。
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
假若老记着别人的缺点而忘记别人的优点长处，
而求得其贤乎天下，则难矣。
要想求得天下贤才是相当难的。
夫百里奚之饭牛，伊尹之负鼎，太公之鼓刀，
过去百里奚喂过牛、伊尹曾做过厨师、姜太公操过屠刀、宁戚为谋官而唱过悲切的歌，
宁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
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更美好的品质。
众人见其位之卑贱，事之洿辱，
但一般性人只看到他们地位低微，
而不知其大略，
又干过不光彩的事，
以为不肖。
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而没看到他们身上的美好品质。
及其为天子三公，
而等到他们做了天子的三公，
而立为诸侯贤相，
担任了诸侯的贤相时，
乃始信于异众也。
人们才知道他们与众不同。
夫发于鼎俎之间，
伊尹实在是从砧板、灶边锅旁发迹的，
出于屠酤之肆，
姜太公是从屠宰场显身的，
解于累绁之中，
管仲是从牢狱中解放出来后立下功绩的，
兴于牛颔之下，
百里奚从牛棚中兴起的，
洗之以汤沐，
在用香汤沐浴洗尽身上的污垢，
祓之以爟火，
举行祓除仪式消除身上的晦气后，
立之于本朝之上，
被提拔到朝廷，
倚之于三公之位，
封给三公高位，委以重权，
内不惭于国家，
对内无愧于国家，
外不愧于诸侯，
对外无愧于诸侯；他们之所以能在卑贱低微时被人看中，
符势有以内合。
是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品质的显露正合君王的心意和时代的特征。
故未有功而知其贤者，
所以能在尚未显山露水之时就被人发现识别是贤才，
尧之知舜；
尧发现舜就是这种类型；
功成事立而知其贤者，
如果等贤人显山露水、建功立业后才被识别是贤才，
市人之知舜也。
这就像市民百姓认识舜一样。如果按上面说的贤才大都出自民间、出身低微，我们也就放弃评判识别人才的标准，
为是释度数而求之于朝肆草莽之中，
一头钻到街市小巷、深山野林中去寻找贤人，
其失人也必多矣。
那会失掉更多的选才机会。
何则？
为什么呢？
能效其求，
这是因为这只是摹仿君王寻找贤才的做法，
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
而不知道选贤才的标准和原则。
夫物之相类者，
事物中的相似性，
世主之所乱惑也；
使世上的君王迷惑不解；
嫌疑肖象者，
有些事物彼此酷似、疑惑难明，
众人之所眩耀。
令一些人眼花缭乱。有些刚愎自用的人，
故狠者类知而非知，
貌似聪明，实际上并不聪明；
愚者类仁而非仁，
愚昧的人好像仁慈，实际上并不仁慈；
戆者类勇而非勇。
戆头戆脑的人看似勇敢，实际上是鲁莽。
使人之 相去也，
假若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若玉之与石，美之与恶，
就像石头和美玉、葵菜和苋菜那样明显，
则论人易矣。
那么识别评判人的优劣就容易得多了。
夫乱人者，
使人迷惑不清的是，
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糜芜也，
好像芎和藁本、蛇床和蘼芜，
此皆相似者。
都是那样地相似。
故剑工惑剑之似莫邪者，
所以普通的铸剑工匠都因宝剑像莫邪宝剑而感到困惑，
唯欧冶能名其种；
而只有欧冶这样的工匠才能识别出它们的不同种类；
玉工眩玉之似碧卢者，
普通的玉工又常将一般的玉当成碧庐美玉，
唯猗顿不失其情；
而只有专家猗顿才能不混淆它们之间的差别；同样，
暗主乱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
昏庸的君主也常常把伪装成君子的小人奸臣当成君子，
唯圣人能见微以知明。
而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不被蒙骗，并能从细微的迹象中看清真相。
故蛇举首尺，
所以根据蛇抬起头的高度，
而修短可知也；
可以推知它的长度；
象见其牙，
根据象牙的长短，
而大小可论也；
可以推知它的大小。
薛烛庸子见若狐甲于剑，
薛地的烛庸氏之子，只要看到爪甲那么长的短剑，
而利钝识矣；
就能知道其剑的利纯情况。
臾儿易牙，淄渑之水合者，
淄河与渑水混在一起，臾儿和易牙只要尝一口水，
尝一哈水而甘苦知矣。
便能根据河水的甜苦来分辨出哪是淄河水、哪是渑河水。
故圣人之论贤也，
所以圣人也能根据人的行为表现，
见其一行而贤不肖分矣。
知道人的贤与不贤。
孔子辞廪丘，
孔子连廪丘封邑都推辞了，
终不盗刀钩；
那么据此可以认定孔子不可能会去偷刀钩一类的小玩艺；
许由让天子，
许由连天子都不要做，
终不利封侯。
据此可以断定许由绝不会稀罕封侯之类的事。所以，
故未尝的而不敢握火者，
不曾被火灼伤的人是不敢去抓火的，
见其有所烧也；
是因为他看到过火是会伤人的；
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
不曾被刀剑伤过的人是不敢去抓刀刃的，
见其有所害也。
是因为他看到过刀刃是会伤人的。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见者可以论未发也，
可以从已经知道的现象中推知还未显露发生的事，
而观小节可以知大体矣。
以观察小节来推知大体。
故论人之道，
所以识别评判人的方法是：
贵则观其所举，
对地位等贵者是观察他怎样兴办事情的，
富则观其所施，
对富有者是观察他怎样施害人家的，
穷则观其所不受，
对穷困者是观察他不受什么，
贱则观其所不为，
对卑贱者是观察他不愿意做什么，
贫则观其所不取。
对贫穷者是观察他不拿取他人的什么。
视其更难以知其勇，
将他处于危难的时候，就能观察到他的勇气如何；
动以喜乐以观其守，
用他喜好的东西去打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操行如何；
委以财货以论其仁，
将货物钱财交付给他，就能观察到他的仁爱如何；
振以恐惧以知其节，
用恐惧的事物来触动他，就能观察到他的气节如何；这样从多方面来对一个人的反复观察考查，
则人情备矣。
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大概情况了。
古之善赏者，
古代善于奖赏的君王，
费少而劝众；
花费少但激励的人多；
善罚者，
善于惩罚的君王，
刑省而奸禁；
刑罚简省而能禁止奸邪；
善予者，
善于赐予的君王，
用约而为德；
费用不多而感受恩德的人多；
善取者，
善于获取的君王，
人多而无怨。
收得多而没有人怨恨。
赵襄子围于晋阳，
赵襄子被围困在晋阳城内，
罢围而赏有功者五人，
突破包围后赏赐五位有功之臣，
高赫为赏首。
第一位就是高赫。
左右曰：
身边的人说：
“晋阳之难，
“晋阳危难之时，
赫无大功，
高赫并没有立下什么大功，
今为赏首何也？”
现在他却奖赏得最多，为什么？”
襄子曰：
赵襄子说：
“晋阳之围，
“晋阳之危难的时候，
寡人社稷危，国家殆，
国家、社稷处在危险关头，
群臣无不有骄侮之心，
大臣们无不对我流露出骄纵轻侮之意，
唯赫不失君臣之礼”，
而只有高赫仍然不失君臣之礼节。”
故赏一人，
所以赵襄子赏赐高赫，
而天下为忠之臣者莫不终忠于其君，
就是要使他手下的大臣无不对他们的君王尽忠到底。
此赏少而劝善者众也。
这就是叫奖赏少数、激励多数。
齐威王设大鼎于庭中，
齐威王在厅堂前摆了一只大鼎，
而数无盐令曰：
列举数落无盐县令的罪状：
“子之誉日闻吾耳，察子之事，
“称赞你政绩的好话每天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
田野芜，仓廪虚，
但去视察你的政绩却见到田野荒芜、仓廪空虚，
囹圄实，
而监狱牢房人满为患。
予以奸事我者也。”
你这是在用奸诈之术欺骗我。”
乃烹之。
于是下令烹了无盐县令。
齐以此三十二岁道路不拾遗。
这样使齐国在以后的三十二年中真的是“路不拾遗”，社会清平安定。
此刑省奸禁者也，
这就是叫刑罚简省而奸邪禁绝。
秦穆公出游而车败，
秦穆公外出游玩，马车坏了，
右服失马，
右边的服马挣脱了缰绳跑了，
野人得之，
被山里人捉去。
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阳，
穆公带人随后追到岐山南边，
野人方屠而食之。
山里人正把那匹马杀了煮着吃。
穆公曰：
穆公对他们说：
“夫食骏马之肉，
“吃这种骏马的肉，
而不还饮酒者，
如果不喝酒，
伤人。
是会伤身子的。
吾恐其伤汝等。”
我特地赶来告诉你们是怕你们吃伤了身体。”
遍饮而去之。
说完就让随从人员拿酒给他们一一喝过以后才离开。
处一年，
过了一年，
与晋惠公为韩之战。
秦穆公和晋惠公在韩源交战，
晋师围穆公之车，
晋军包围了穆公的指挥车，
梁由靡扣穆公之骖，
晋国大夫梁由靡已经牵住了穆公指挥车两边的马，
获之。
正要活捉秦穆公。这时，
食马肉者三百余人皆出死为穆公战于车下，
去年吃穆公骏马的一伙人率着三百多号人，都冒死为保卫秦穆公而在指挥车周围拼杀，
遂克晋，
终于战胜了晋军，
虏惠公以归。
保卫了秦穆公并俘虏了晋惠公凯旋而归。
此用约而为德者也。
这真可谓是费用不多而得到的回报却不少。
齐桓公将欲征伐，
齐桓公准备出兵征伐诸侯中的叛乱者，
甲兵不足，
但一时铠甲兵器不足，
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朝，
于是发布命令，让犯重罪的人每人出一副犀牛皮铠甲和一支戟抵罪，
有轻罪者赎以金分，
让犯轻罪的人按犯罪轻重程度拿出不同分量的铜铁赎罪，
讼而不胜者出一束箭。
而让输了官司的人出一束箭。这一命令发布后，
百姓皆说，
百姓们都很高兴，
乃矫箭为矢，
纷纷将箭竹加工成箭，
铸金而为刃，
将铜铁熔化后铸成各种兵器；
以伐不义而征无道，
齐桓公就用这些武器征讨了不义之君和无道之国，
遂霸天下，
终于称霸了天下。
此入多而无怨者也。
这就是叫征收得多却没有人怨恨。
故圣人因民之所喜而劝善，
所以英明的君主是根据民众的喜好来劝他们向善从善的，
因民之所恶而禁奸，
依据民众的憎恨来禁绝奸邪的，
故赏一人而天下誉之，罚一人而天下畏之。
所以能奖赏一人而天下人都称赞、惩罚一人而天下人都惧怕。
故至赏不费，
所以说最有效的赏赐是不浪费的，
至刑不滥。
最有效的惩罚是不泛滥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
孔子杀少正卯而堵塞了鲁国的歪门邪道，
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
子产杀邓析而禁绝了郑国的奸邪活动；
以近喻远，以小知大也。
他们都能够由近喻远、由小知大。
故圣人守约而治广者，
所以圣人是掌握要领持守简约，但却能收到广泛的效果，
此之谓也。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下莫易于为善，
天下没有比做善事更容易的了，
而莫难于为不善也。
而做坏事却很难。
所谓为善者，
所谓做善事，
静而无为也。
只要清静无为便能做到；
所谓为不善者，
所谓做坏事，
躁而多欲也。
是说躁动而多欲。
适情辞余，
性情安适，去除多余的欲望，
无所诱惑，
不受诱惑，
循性保真，
依循本性，保存纯真，
无变于己。
不让自己变异，
故曰为善易。
就能为善，所以说做善事容易。
越城郭，
而做坏事要翻越城墙，
逾险塞，
穿过险要的关卡，
奸符节，盗管金，
偷盗符节、印章、钥匙，
篡弑矫诬，
又要篡位杀人、伪托君命、编造谎言，
非人之性也，
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本性，
故曰为不善难。
所以说做坏事也不易。
今之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于刑戮之患者，
现在有人之所以被关押或蒙受刑罚的磨难，
由嗜欲无厌，不循度量之故也。
是因为这些人欲望无限膨胀、不知节制的缘故。
何以知其然？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天下县官法曰：
天下颁布的国法是：
“发墓者诛，
“盗墓的处死，
窃盗者刑。”
偷盗的判刑。”
此 执政之所司也。
这些是执法的范围。
夫法令网其奸邪，
这法令针对着奸邪之徒，
勒率随其踪迹，
法网随时追寻着这些奸邪之徒的踪迹，
无愚夫意妇皆知为奸之无脱也，
即使是愚昧的男女都懂得触犯刑法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
犯禁之不得免也。
违反禁令是不能免除惩罚的。
然而不材子不胜其欲，
但就有一些不成器的人，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
蒙死亡之罪，
冒着有可能被判死罪的危险去干坏事，
而被刑戮之羞，
最终还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蒙受刑罚的耻辱。
然而立秋之后，
因而每年在立秋以后，
司寇之徒继踵于门，
司法机关执法人员会接连不断地来
到牢房提取死囚，将其处死，
而死市之人血流于路。
以致使被处死的人血流满地。
何则？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惑于财利之得而蔽于死亡之患也。
这是因为这些死囚被利欲之心冲昏头脑，因而看不到死亡的祸患正等着他呢！
夫今陈卒设兵，
现在假设战场上两军对阵，
两军相当，
两方将交战，
将施令曰：
将领于是下军令：
“斩首拜爵，
“冲上前去斩下敌首的授予爵位，
而屈挠者要斩！”
后退逃跑的腰斩。”
然而队阶之卒皆不能前遂斩首之功，
但是阵营中的士兵都不冲锋前进争立斩敌首的功劳，
而后被要斩之罪，
却后退蒙受腰斩的惩处，这是害怕冲上前去被敌人杀死，
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
却往往忽视违反军法也是要处死这点。
故利害之反，
所以说利和害是相反相成的，
祸福之接，
祸与福是互相承接的，
不可不审也。
这个道理不能不弄清楚啊！
事或欲之，
事情有时就是这样，你本想得到它，
适足以失之；
但恰恰因此而失去了它；
或避之，
有时你想避开它，
适足以就之。
但恰恰因此而碰到了它。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风者，
楚国有个人在乘船过江时遇上了大风，
波至而自投于水。
波涛汹涌，此人十分惊恐，为了避开劈头打来的浪头竟自己跳入了江中。
非不贪生而畏死也，
他并不是不贪生和怕死，
惑于恐死而反忘生也。
但在一时怕死的念头冲昏头脑时反而忘了怎样活命这一点。
故人之嗜欲，亦犹此也。
所以说人的嗜欲也如同这样。
齐人有盗金者，
有个齐国人偷金子，
当市繁之时，
在街市正繁华热闹的时候，
至掇而走，
看到金子拿着就走，
勒问其故曰：
被捉住后问他：
“而盗金于市中，何也？”
“你怎么敢在集市里偷金子？”
对曰：
那人回答说：
“吾不见人，
“我没看到人，
徒见金耳。”
只看到金子。”这正是满脑子里装的都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志所欲则忘其为矣。
而忘了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在干什么。
是故圣人审动静之变，
所以圣人是明察动与静的变化，
而适受与之度，
恰如其分地掌握接受和给予的分寸，
理好憎之情，
理顺爱与憎的情感，
和喜怒之节。
调和喜与怒的情绪使之有节制。
夫动静得，
如果动静得当，
则患弗过也；
祸患就不会降临；
受与适，
接受和给予适度，
则罪弗累也；
罪孽就不会来纠缠；
好憎理，
爱憎理顺，
则忧弗近也；
忧虑就不会产生；
喜怒节，
喜怒节制，
则怨弗犯也。
怨恨就不会侵犯。
故达道之人，
所以通达于道的人，
不苟得，
是不随随便便捞取好处的，
不让福，
也不会无故推辞应得的福利；
其有弗弃，
自己该有的不放弃，
非其有弗索，
不该有的不索取；
常满而不溢，
这样永远充实而不溢出，
恒虚而易足。
恒常虚空而易满足。因为有满足感，
今夫霤水足以溢壶榼，
所以屋檐漏下的水就足够装满盆盂酒壶；因为没有满足感，
而江河不能实漏巵。
所以就是有江河之水也不足以装满盆盂酒杯。
故人心犹是也。
人心就是这样。
自当以道术度量，食充虚，衣御寒，
人并要自觉地用道术来衡量：
则足以养七尺之形矣。
只求吃饱穿暖就足以怡养你的七尺之躯了；反过来说，
若无道术度量而以自俭约，
你如不用道术来衡量、检束自己，
则万乘之势不足以为尊，
那么即使给你万乘之国的权势，你也会嫌不尊贵；
天下之富不足以为乐矣。
即使给你天下所有的财富，你也不会感到高兴。
孙叔敖三去令尹而无忧色，
孙叔敖三次失去令尹的官职而没有忧伤的神色，
爵禄不能累也。
这是因为爵禄不能拖累他；
荆佽非两蛟夹绕其船而志不动，
荆佽非在两蛟龙挟持缠绕他所坐的船的危急情况下，神志不动摇，
怪物不能惊也。
这是因为怪物不能吓倒他。
圣人心平志易，
所以圣人是心志平静，
精神内守，
精神内守，
物莫足以惑之。
外物不能惑乱他的神志。
夫醉者，
喝醉酒的人，
俯入城门，
会低着头走进城门，
以为七尺之闺也；
他还以为走进了七尺高的房门呢！
超江淮，
而渡过长江淮河，
以为寻常之沟也，
他还以为是过一条几尺宽的小水沟呢！
酒浊其神也。
这些表现都因为他醉得不省人事而造成的。
怯者，
胆小的人，
夜见立表，
晚上看见立着的圭表，
以为鬼也；
还以为是鬼；
见寝石，
看见地上躺着的石头，
以为虎也；
还以为是老虎。
惧揜其气也。
这些都因为恐惧吓散了他的魂魄，
又况无天地之怪物乎？
何况这种人真的碰上天地间的怪物呢！
夫雌雄相接，阴阳相薄，
雌雄相配、阴阳交迫，
羽者为刍，
羽翼类的生成雏鸡、小鸟，
毛者为驹犊，
毛类的生成驹犊，
柔者为皮肉，坚者为齿角，人弗怪也。
柔软的是皮肉，
水生蚘蜃，山生金玉，
坚硬的是齿角，
人弗怪也。
这些人们见了并不感到奇怪；
老槐生火，
老槐树会发天火，
久血为燐，
人死后血气会发出磷光，
人弗怪也。
这些人们见了也不感到奇怪。
山出枭阳，
但山里出现山精枭阳，
水生罔象，
水中出现水精罔象，
木生毕方，
树木中产生木精毕方，
井生坟羊，
井里生出土精坟羊，
人怪之，
人们就会感到奇怪了，
闻见鲜而识物浅也，
这是因为平时看得少、听得少，对这方面事物的认识比较浅薄。
天下之怪物，
天下的怪异之事物，
圣人之所独见；
只有圣人能认识；
利害之反复，
利害之间的转化，
知者之所独明达也。
只有聪明的智者能看透。
同异嫌疑者，
而那些似同似异，难以分辨清楚的事物，
世俗之所眩惑也。
真把世俗的平庸人给弄糊涂了。在这个社会中，
夫见不可布于海内，
有些事情不便公布于海内外，
闻不可明于百姓。
有些消息对老百姓来说又不是十分明确，
是故因鬼神擎祥而为之立禁，
因此就借助于鬼神吉凶祸福等迷信的观念来定出种种禁戒，
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
并汇合各种情形，加以类推，为民众提供解释现象、传闻的徵兆依据。
何以知其然也？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
世俗言曰：
例如世俗社会说：
“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
“祭祀祖先神灵的牺牲，猪是上等的祭品；
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
安葬死者时不可将裘皮随着陪葬；
相戏以刃者太祖軵其肘，
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祖宗神灵会推拉开他的臂肘；
枕户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
枕着门槛睡觉，鬼神会踩他的脑袋。”
此皆不著于法令，
这些说法在法令中都没有记载，
而圣人之所不口传也。
但在圣人间倒有口传。
夫飨大高而彘为上牲者，
祭祀祖先神灵以猪为上等祭品：
非彘能贤于野兽麋鹿也，
并不是说猪就一定比麋鹿之类要好，
而神明独飨之，
但神明偏偏享用它，
何也？
这是为什么呢？
以为彘者，
原因在于猪这样的牲畜为一般人家普遍饲养，
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
并容易得到，
故因其便以尊之。
所以是因其方便易得而提高了猪的尊贵地位。同样，
裘不可以藏者，
裘皮不可以随死者埋葬于地下，
非能具绨绵曼帛温暖于身也。
并不是它没有丝绵帛绢那样的保暖性，
世以为裘者难得贵贾之物也，
而是世人认为裘皮是难以得到的昂贵物品，
而不可传于后世，
可以世代相传，
无益于死者，
它对死者毫无益处，
而足以养生，
倒可以用来给生者保养身体，
故因其资以詟之。
所以根据它的作用而订出忌讳它作随葬衣服。
相戏以刃，
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
太祖軵其肘者，
祖宗神灵会推开他的臂肘：
夫以刃相戏，
这是因为拿着兵器刀剑嬉戏打闹，
必为过失，
难免失手伤人，
过失相伤，
因失手而互相伤害，
其患必大，
这样的祸患就大了；
无涉血之仇争忿斗，
再加上双方都无血海深仇而要争斗，
而以小事自内于刑戮，
只因闹着玩这样的小事而陷于刑杀之中，实在不应该。
愚者所不知忌也，
而愚昧的人却不懂这个道理，不忌讳这种事，
故因太祖以累其心。
于是就搬出祖宗神灵来吓唬他们，让他们有所禁忌。
枕户橉而卧，
枕着门槛睡觉，
鬼神履其首者，
鬼神会踩他的脑袋：
使鬼神能玄化，
假若鬼神能变化莫测，
则不待户牖之行。
那它就不必一定要通过门窗而进来；
若循虚而出入，
如果鬼神是循空虚而入，
则亦无能履也。
也就不会踩着门槛上的你。
夫户牖者，
那么为什么要订出这样的忌讳呢？
风气之所从往来，而风气者，
这是因为门窗过道是风所通过的必由之路，
阴阳相捔角也，
而风又是阴阳激荡冲突的，
离者必病，
遭门风吹袭就要生病，
故托鬼神以伸诫之也。
所以人们借助鬼神踩头的说法来达到告诫的目的。
凡此之属，
凡此种种说法，
皆不可胜著于书策竹帛而藏于官府者也，
当然不可能载入法典书策而收藏在官府之中，
故以祥明之，
所以利用吉凶观念来解释它们，
为愚者之不知其害，
为的是愚昧的人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危害性，
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
于是借助鬼神的威严神圣来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
所由来者远矣。
实际上这种做法由来已久。
而愚者以为祥，
而愚昧的人却又以为真有鬼神致吉凶福祸的事，
而狠者以为非，
那些根本不信鬼神的人又认定这是假的而加以否定。
唯有道者能通其志。
只有得道的人才能了解它的意义。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
如今世上人们祭祀井神、灶神、畚箕扫帚神、门户神、杵臼神等，
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
并不是这些神真能享受到祭祀，
烦苦之无已也。是故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
只是平时过日子的人们每天要没完没了地麻烦辛苦它们，所以碰到过年过节，人们就会感念它们的好处，用这种祭祀的方式来表示不忘它们的功德而已。
触石而出，
高山地带的空气接触冰凉的岩石就会凝成水珠，
肤寸而合，
并形成云气产生雨带，
不崇朝而雨天下者，
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雨就会降临大地，
唯太山。
这种情况只有像泰山这样的高山地带才会发生；
赤地三年而不绝流，
大旱三年都不会断流，
泽及百里而润草木者，
泽水灌溉百里滋润着大地草木，
唯江河也。
这只有长江、黄河才能做到这点，
是以天子秩而祭之，
所以天子将天下的山川都列入祭祀范围。按照这种观念，
故马免人于难者，
凡在危难中挽救过主人的战马，
其死也葬之。
其死后人们就用被褥蒙裹后埋入地下；
牛，
同样，
其死也，
耕牛一生为人们勤劳耕作，
葬以大车为荐。
所以牛死后人们用大车拖着掩埋掉。
牛马有功犹不可忘，
牛马有功劳，人们尚且能不忘怀，
又况人乎！
更何况人本身呢！
此圣人所以重仁袭恩。
这就是圣人为什么要人注重仁爱恩德的原因。
故炎帝于火，
所以炎帝因教会人们使用火，
死而为灶；
所以他死后被尊为灶神；
禹劳天下，
大禹为天下操劳，
死而为社；
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土地神；
后稷作稼穑，
后稷因教会人们种庄稼，
列而为稷；
所以他死后被尊为谷神；
羿除天下之害，
羿为人们除掉了害人精，
死而为宗布。
所以他死后被尊为宗布神。
此鬼神之所以立。
以上这些便是产生鬼神观念的原因。
阴阳之道与世俗寓言
北楚有任侠者，
北楚有位行侠义的人，
其子孙数谏而止之，
他的子孙多次劝他不要再做行侠的事了。
不听也，
他不听。
县有贼，
有一次县里发生了盗贼偷盗事件，
大搜其庐，
官府彻底搜查了他的住宅，
事果发觉，
他和盗窃案有牵连的事被察觉，
夜惊而走，
于是这位侠士吓得连夜逃跑。
追，
官府的差吏追踪搜捕他，
道及之，
在半路上追赶上了他，
其所施德者皆为之战，
但那些平时接受过这位侠士恩德的人都为他抗拒追捕，
得 免而遂反，
使他免遭逮捕，安全地返回了家里；
语其子曰：
到家后的侠士对他的子孙说：
“汝数止吾为侠，
“你们多次阻止我行侠，
今有难，
现在有了灾难，
果赖而免身，而谏我，
果然靠那些受过我接济的人免去了祸患，
不可用也。”
说明你们平时劝我的话是不能听从的。”
知所以免于难，
这位侠士正是只知道怎样免除灾祸，
而不知所以无难。
而不知道怎样从根本上不发生灾祸。
论事如此，
像他这样看问题，
岂不惑哉？
怎么会不迷惑呢？
宋人有嫁子者，
宋国有一个人嫁女儿，
告其子曰：
他对女儿说：
“嫁未必成也。
“这桩婚事我看未必能保持长久，假若夫家把你遗弃，
有如出，
赶你出门，
不可不私藏。
你就不能不早点作准备多私藏些钱财。
私藏而富，
私藏的钱财多了，
其于以复嫁易。”
到时候被赶出门后再去嫁人也容易些。”
其子听父之计，
他女儿果然听从了父亲的计谋，
窃而藏之。
在婆家经常偷窃夫家的钱物藏起来。
若公知其盗也，
后来这女子的公公发现了这媳妇的偷盗行为，
逐而去之。
就将她赶出了家门。
其父不自非也，
而她的父亲非但不觉得这件事做错了，
而反得其计。
反而自以为得计。
知为出藏财，
这位父亲只知道为防女儿被遗弃而教其偷藏财物，
而不知藏财所以出也。
却不知道正是偷藏财物才导致被遗弃这点。
为论如此，
像这位父亲那样考虑问题，
岂不勃哉！
哪能不荒谬呢？
现在有人租用车子来运货，
今夫僦载者，
他将货车装得满满的，
救一车之任，极一牛之力，
想最大限度地使用车子和牛的气力，
为轴之折也，
还为了怕压断车轴，
有如辕轴其上以为造，
专门备了一副车轴和车辕放在车上，但这样一来，更加重了车的重量；
不知轴辕之趣轴折也。
他不知道正是这加上去的一副车轴和车辕加重了车的重量而导致车轴折断。
楚王之佩玦而逐菟，
楚国国君身佩戴着一块玉玦去追赶兔子，在追赶兔子过程中碰碎了玉玦；
为走而破其玦也，
以后他为了防备奔跑中碰碎玉玦，就佩戴两块玉玦来预备其中一块破碎，
因佩两玦以为之豫，
谁知因为是两块玉玦，
两玦相触，
所以在奔跑中两块玉玦互相碰撞，
破乃逾疾。
碎得更快。
乱国之治，
使国家混乱不堪的做法，
有似于此。
就像这种情况。
夫鸱目大而眎不若鼠，
那鸱鸟的眼睛很大，但视力不如老鼠；
蚈足众而走不若蛇，
盚虫的脚很多，但不如无脚的蛇走得快。
物固有大不若小，
事物本来就有大的不如小的，
众不若少者。
多的不如少的情况。
及至夫强之弱，
至于说到从强变弱，
弱之强，
由弱变强，
危之安，
危转为安，
存之亡也，
存变成亡的这些情况，
非圣人，
不是圣者，
孰能观之？
谁能看得清！
大小尊卑，
大小尊卑，
未足以论也，
是不能笼统而论的，
唯道之在者为贵。
只有道的存在才是最珍贵的。
何以明之？
怎么说明这一点呢？
天子处于效亭，
天子处在郊外行宫的时候，
则九卿趋，大夫走，
九卿、大夫都为此奔走忙碌着，
坐者伏，
坐着的人就得为天子到来而趴伏在地，
倚者齐。
而原本可斜靠一会的人也不得不赶紧站得整整齐齐，毕恭毕敬。
当此之时，
而这个时候，
明堂太庙，
留在朝廷值班的官员们倒可挂上宫帽，
悬冠解剑，
解下佩剑，
缓带而寝。
放松衣带而安舒躺下。
非郊亭大而庙堂狭小也，
这不是说郊外的行宫比朝中的明堂太庙更大、更尊贵，
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贵也，非特天子之为尊也，
而是因为至尊的天子在那里居住。这道的尊严，
所在而众仰之。
不只是像天子尊严那样只当天子出现的时候民众才敬仰他。
夫蛰虫鹊巢，皆向天一者，
这道的尊严能使蛰伏着的昆虫和巢穴中的喜鹊都向着它，
至和在焉尔。
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和调啊！
帝者诚能包禀道，
帝王君主如果能禀受到天道，
合至和，
融合和谐，
则禽兽草木莫不被其泽矣，
那么禽兽草木就没有不受到他的恩泽的，
而况兆民乎！
更不用说千千万万的广大民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