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忠厚之道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
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
他们是多么地深爱人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
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
有一善，
有人做了一件好事，
从而赏之，
奖赏他之余，
又从而咏歌嗟叹之，
又用歌曲赞美他，
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
有一不善，
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从而罚之，
处罚他之余，
又从而哀矜惩创之，
又哀怜同情他，
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
故其吁俞之声，
欢喜和忧伤的感情，
欢休惨戚，
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
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
成、康既没，
成王、康王死后，
穆王立，
穆王继承王位，
而周道始衰，
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
然犹命其臣吕侯，
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
而告之以祥刑。
告诫他使用“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
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
威而不怒，
威严却不愤怒，
慈爱而能断，
慈爱而能决断，
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
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
故孔子犹有取焉。
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赏罚实例与圣人之意
《传》曰：
古书上说，
“赏疑从与，
“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
所以广恩也；
为的是推广恩泽；
罚疑从去，
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
所以慎刑也。
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
当尧之时，
尧当政时，
皋陶为士。
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
将杀人，
要处死一个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
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
而乐尧用刑之宽。
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
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
“不可，
尧说“不可！
鲧方命圮族”，
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
既而曰“试之”。
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
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
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
然则圣人之意，
那么圣人的心意，
盖亦可见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罪疑从轻与仁政之极
《书》曰：
《尚书》说：
“罪疑惟轻，
“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
功疑惟重。
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
与其杀不辜，
与其错杀无辜的人，
宁失不经。”
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
呜呼，
唉！
尽之矣。
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
可以赏，可以无赏，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
赏之过乎仁；
赏就过于仁慈了；
可以罚，可以无罚，
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
罚之过乎义。
罚就超出义法了。
过乎仁，
过于仁慈，
不失为君子；
还不失为一个君子；
过乎义，
超出义法，
则流而入于忍人。
就流为残忍了。所以，
故仁可过也，
仁慈可以超过，
义不可过也。
义法是不可超过的。
古者赏不以爵禄，
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
刑不以刀锯。
刑罚不用刀锯。
赏之以爵禄，
用爵位、俸禄行赏，
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
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
刑之以刀锯，
用刀锯作刑具，
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
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
而爵禄不足以劝也；
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
知天下之恶不胜刑，
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
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
故曰：
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
忠厚之至也。
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经典之义与立法责人
《诗》曰：
《诗经》说：
“君子如祉，
“君子如果高兴纳谏，
乱庶遄已。
祸乱就会快速止息；
君子如怒，
君子如果怒斥谗言，
乱庶遄沮。”
祸乱也会快速止息。”
夫君子之已乱，
君子止息祸乱，
岂有异术哉？
难道有异术吗？
时其喜怒，
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
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
《春秋》之义，
《春秋》的大义是，
立法贵严，
立法贵严，
而责人贵宽。
责人贵宽。
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
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
亦忠厚之至也。
这也是忠厚之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