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王忠厚之道
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
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
他们是多么地深爱人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
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
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
有一善，
有人做了一件好事，
从而赏之，
奖赏他之余，
又从而咏歌嗟叹之，
又用歌曲赞美他，
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
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
有一不善，
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
从而罚之，
处罚他之余，
又从而哀矜惩创之，
又哀怜同情他，
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
故其吁俞
之声，
欢喜和忧伤的感情，
欢休
惨戚
，
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
见于虞、夏、商、周之书。
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
成、康既没，
成王、康王死后，
穆王立，
穆王继承王位，
而周道始衰，
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
然犹命其臣吕侯
，
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
而告之以祥刑
。
告诫他使用“祥刑”。
其言忧而不伤，
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
威而不怒，
威严却不愤怒，
慈爱而能断，
慈爱而能决断，
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
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
故孔子犹有取焉。
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赏罚实例与圣人之意
《传》曰：
古书上说，
“赏疑从与
，
“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
所以广恩也；
为的是推广恩泽；
罚疑从去
，
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
所以慎刑也。
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
当尧之时，
尧当政时，
皋陶为士
。
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
将杀人，
要处死一个人，
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
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
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
而乐尧用刑之宽。
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
四岳
曰“鲧可用”，尧曰：
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
“不可，
尧说“不可！
鲧
方命
圮族”，
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
既而曰“试之”。
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
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
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
然则圣人之意，
那么圣人的心意，
盖亦可见矣。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罪疑从轻与仁政之极
《书》曰：
《尚书》说：
“罪疑惟轻，
“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
功疑惟重。
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
与其杀不辜，
与其错杀无辜的人，
宁失不经。”
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
呜呼，
唉！
尽之矣。
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
可以赏，可以无赏，
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
赏之过乎仁；
赏就过于仁慈了；
可以罚，可以无罚，
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
罚之过乎义。
罚就超出义法了。
过乎仁，
过于仁慈，
不失为君子；
还不失为一个君子；
过乎义，
超出义法，
则流而入于忍人
。
就流为残忍了。所以，
故仁可过也，
仁慈可以超过，
义不可过也。
义法是不可超过的。
古者赏不以爵禄，
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
刑不以刀锯。
刑罚不用刀锯。
赏之以爵禄，
用爵位、俸禄行赏，
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
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
刑之以刀锯，
用刀锯作刑具，
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
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
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
而爵禄不足以劝也；
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
知天下之恶不胜刑，
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
而刀锯不足以裁也。
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
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
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
故曰：
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
忠厚之至也。
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经典之义与立法责人
《诗》曰：
《诗经》说：
“君子如祉
，
“君子如果高兴纳谏，
乱庶遄已。
祸乱就会快速止息；
君子如怒，
君子如果怒斥谗言，
乱庶遄
沮
。”
祸乱也会快速止息。”
夫君子之已乱，
君子止息祸乱，
岂有异术哉？
难道有异术吗？
时其喜怒，
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
而无失乎仁而已矣。
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
《春秋》之义，
《春秋》的大义是，
立法贵严，
立法贵严，
而责人贵宽。
责人贵宽。
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
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
亦忠厚之至也。
这也是忠厚之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