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汝砺早期仕途与谏言
○高汝砺 张行信
高汝砺，
高汝砺，
字岩夫，
字岩夫，
应州金城人。
应州金城人。
登大定十九年进士第，
大定十九年(1179)中进士，
莅官有能声。
当官以能干而著称。
明昌五年九月，
明昌五年(1194)九月，
章宗诏宰执，
章宗诏令宰执大臣，
举奏中外可为刺史者，
举奏朝内外可以担任刺史的官员，
上亲阅阙点注，
皇帝亲自根据有缺额的地方点名任用，
盖取两员同举者升用之。
选取由两位大臣共同推荐的官员升任刺史。
於是，
因此，
汝砺自同知绛阳军节度事起为石州刺史。
高汝砺从同知绛阳军节度事提拔当了石州刺史。
承安元年七月，
承安元年(1196)七月，
入为左司郎中。
入朝任左司郎中。
一日奏事紫宸殿，
有一天，他在紫宸殿奏事，
时侍臣皆回避，
当时侍臣们都回避了，
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
皇帝所用的凉扇忽然掉到桌子下面，
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
高汝砺因为这不是自己的职责不敢拾起来送给皇帝。
奏事毕，
奏事结束之后，
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
皇帝对宰辅大臣们说：“高汝砺不送扇子，
可谓知体矣”
可说是懂规矩的。”
未几，
不久，
擢为左谏议大夫。
被提拔为左谏议大夫。
以赋调军须，
由于当时在征收赋税和军需物品时，
郡县有司或不得人，
郡县有关官员用人不合适，
追胥走卒利其事急，
也有些胥吏走卒们故意把事情催得急迫些，
规取货赂，
以便收取贿赂，
深为民害，
民众深受其害。
建言“自今若因兵调发，
高汝砺便建议说“：从今以后如果在收取军需所用的调赋时，由士兵征收的，
有犯者乞权依推排受财法治之，
犯了法就请暂时依照‘推排受财法’治罪，
庶使小人有所畏惧”二年六月，
这样才能让那些小人们有所畏惧。”二年六月，
定制，
规定：
因军前差发受财者，
因征发军需品而接受贿赂的，
一贯以下徒二年，
钱财在一贯以下的判徒刑二年，
以上徒三年，
一贯以上的徒刑三年，
十贯处死，
满十贯的处死。
从汝砺之言也。
这是听从了高汝砺的意见。
时遇奏事，
有时遇到奏事，
台臣亦令回避，
让朝臣们也回避。
汝砺乃上言“国家置谏臣以备侍从，
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设置谏臣，作为近侍之臣，
盖欲周知时政以参得失，
是要让他们能够详知时政以参与研究有关得失问题，
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
不是仅仅让他们排队站班而已。
故唐制，
所以唐代规定，
凡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
凡中书、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时，
必遣谏官随之，
必定让谏官跟随，
俾预闻政事，
让他先知所奏之事，
冀其有所开说。
希望他能提出具有开启之功的建议。
今省台以下，
如今省台以下官员，
遇朝奏事则一切回避，
遇到朝奏事情全部回避，
与诸侍卫之臣旅进旅退。
和各侍卫之臣同进同退。
殿廷论事初莫得闻，
在朝廷中议论事情时一开始就不知道，
及其已行，
当开始实行以后，
又不详其始末，
又搞不清其始末，
遂事而谏，
想要因事以进谏，
斯亦难矣。
也就很难办到了。这样来看，
顾谏职为何如哉。
谏臣应当是怎么样的人呢？
若曰非材，
如果认为选用的不合格，
择人可也，
那就另行选择。
岂可置之言责而疏远若此。
怎么能够交给他进谏的责任却又这样疏远他？
乞自今以往，
请从今以后，
有司奏事谏官得以预闻，
有关官员奏事时，谏官也能一开始就知道，
庶望少补。
也许能够多少有所裨益。
且修注之职，
包括修起居注的官员，
掌记言动，
负责记录言行的，
俱当一体”上从之。
也都应当同等对待。”皇帝听从了。
又言“年前十月尝举行推排之法，
他又上言说“：年前在十月间曾经实行推排的办法，
寻以逾时而止，
不久因为过期而停止，
诚知圣上爱民之深也。
但也可知陛下爱民的深情了。
切闻周制，
我所知道的周朝制度，
以岁时定民之众寡，
每年弄清楚民众的人数多少，
辨物之多少，
分辨财物数额多少，
入其数於小司徒，
由小司徒将这个数目记载下来，
以施政教，
以便施行政令教化，
以行征令，
实行征税法令，
三年则天下大比，
三年便在全国普查一次人口，
按为定法。
作为成法。
伏自大定四年通检前后，
我朝自从大定四年普查以来，
迄今三十余年，
至今已三十多年，
其间虽两经推排，
中间虽然两次推排，
其浮财物力，
但其浮财物力，
惟凭一时小民之语以为增减，
只是凭着小民一时的说法作为增减的标准，
有司惟务速定，
有关方面只想赶快确定上报，
不复推究其实。
并不追查是否真实。
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
因此那些豪强有势力的人因为欺瞒而得以幸免，
贫弱寡援者抑屈而无诉。
贫困弱小没有靠山的便受到委屈压抑而无处申诉。
况近年以来，
况且近年以来，
边方屡有调发，
边境有事而屡次征收，
贫户益多。
贫困户更多。
如止循例推排，
如果只依旧例实行推排，
缘去岁条理已行，
沿用去年旧方法实行，
人所通知，
这种方法人所共知，
恐新强之家预为请嘱狡狯之人，
只怕那些新富户预先买通那些狡猾的奸人，
冀望至时同辞推唱。
指望到时候一起推诿。
或虚作贫之，
或者装出贫困的样子，
故以产业低价质典，
故意将产业低价典押给别人，
及将财物徙置他所，
或者将财物转移到别处，
权止营运。
暂时停止经营等。
如此奸弊百端，
这样弊端百出，
欲望物力均一，
指望平均物力，
难矣。
也就困难了。
欲革斯弊，
如果想要革除弊病，
莫若据实通检，
不如实行通查，
预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条理，
预先让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四年实行的规定条例，
严立罪赏，
严设赏罚标准，
截日立限，
规定好截止日期，
关防禁约。
严查违令者。
其间有可以轻重者斟酌行之，
中间有的问题可以考虑其轻重而斟酌实行，
去烦碎而就简易，
去掉琐碎的采用简单易行的，
戒搔扰而事镇静，
严戒扰民力求安定，
使富者不得以苟避，
让富有的不能苟求逃避，
困者有望於少息，
困难者可望稍得喘息之机，这样，
则赋税易办，
赋税就容易收齐，
人免不均之患矣”诏尚书省俟边事息行之。
民众也就免去负担不平均的祸患了。”皇帝诏令尚书省，等边境战事平静以后实行。
是岁十月，
当年十月，
上谕尚书省，
皇帝告诉尚书省，
遣官诣各路通检民力，
让派遣官员到各路普查民众财力，
命户部尚书贾执刚与汝砺先推排在都两警巡院，
命令户部尚书贾执刚和高汝砺在两警巡院先行推排，
令诸路所差官视以为法焉。
让派往各路的官员一起参看，作为依照实行的方法。不久，
寻为同知大兴府事。
高汝砺被任命为同知大兴府事。
四年十二月，
四年十二月，
为陕西东路转运使。
任陕西东路转运使。
泰和元年七月，
泰和元年(1201)七月，
改西京路转运使。
改任西京路转运使。
二年正月，
二年正月，
为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
任北京临潢府路按察使。
四年二月，
四年二月，
迁河北西路转运使。
改任河北西路转运使。
十一月，
十一月，
进中都路都转运使。
进升为中都路都转运使。
户部尚书任内政策
六年六月，
六年六月，
拜户部尚书。
任户部尚书。
时钞法不能流转，
当时钞票不能流通运转，
汝砺随事上言，
高汝砺根据情况上疏奏事，
多所更定，
多方改进，
民甚便之，
民众使用起来感到很方便。
语在《食货志》。
事情写在《食货志》中。
上嘉其议，
皇帝很是赞许，
敕尚书省曰“内外百官所司不同，
并对尚书省下令说：“内外百官所负责的各有不同，
比应诏言事者不啻千数，
近时应诏言事的不止千数，
俱不达各司利害，
但都没有谈到各自负责方面的要害问题，
汗漫陈说，
所陈说的过于空泛，
莫能详尽。
没有详尽的。
近惟户部尚书高汝砺，
近日唯有户部尚书高汝砺，
论本部数事，
论奏本部几件事，
并切事情，
均切中要害，
皆已行之。
并已实行。
其谕内外百司各究利害举明，
你们应晓谕内外百官，各自研究要害问题列举指明，
若可举而不即申闻，
如果可以举报而不立即上奏，
以致上司举行者，
而由上司举报的，
量制其罚”
量情给予处罚。”
贞祐二年六月，
贞..二年(1214)六月，
宣宗南迁，
宣宗迁都南京，
次邯郸，
到邯郸时，
拜汝砺为参知政事。
拜高汝砺为参知政事。
次汤阴，
走到汤阴时，
上闻汴京谷价腾踊，
皇帝听说汴京谷物价格大涨，
虑扈从人至则愈贵，
担心随驾人员到达后会更贵，
问宰臣何以处之。
便问宰辅大臣们怎么处置。
皆请命留守司约束，
他们都说命令留守司加以管制。
汝砺独曰“物价低昂，
高汝砺却独自发表意见说：“物价的高低，
朝夕或异，
早晚不同，
然籴多粜少则贵。
但买粮人多卖出的人少就贵。
盖诸路之人辐凑河南，
目前各路人员都聚集到河南，
籴者既多，
买粮人多，
安得不贵。
怎么会不贵。
若禁止之，
如果加以禁止，
有物之家皆将闭而不出，
存有货物的人家将都关闭起来不出售，
商旅转贩亦不复入城，
而转运的商贩们也不再进城，
则籴者益急而贵益甚矣。
这样买的人更急而就贵得更狠了。
事有难易，
事情有难有易，
不可不知，
不能不知，
今少而难得者谷也，
如今东西少而难得的是粮食，
多而易致者钞也，
多而易得的是钞票，
自当先其所难，
自当先解决难的，
后其所易，
然后再考虑容易办的，
多方开诱，
多方开通劝诱，
务使出粟更钞，
务必让粮食都拿出来换钱，
则谷价自平矣”上从之。
那么粮价自然就会平稳下来。”皇帝听从了。
三年五月，
三年五月，
朝廷议徙河北军户家属於河南，
朝廷计议将河北军户的家属迁到河南，
留其军守卫郡县，
只留下军队守卫郡县。
汝砺言“此事果行，
高汝砺说：“这事如果实行，
但便於豪强家耳，
只是那些豪强之家便于办到，
贫户岂能徙。
贫困户怎么能够迁徙？
且安土重迁，
况且安于故土，不愿迁移，
人之情也。
是人之常情。
今使尽赴河南，
如今让他们都前往河南，
彼一旦去其田园，
他们一旦离开家园，
扶携老幼，
扶老携幼，
驱驰道路，
在道路上跋涉，
流离失所，
流离失所，
岂不可怜。
岂不是十分可怜？
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
况且所路过的百姓们见到军户全部迁移了，
必将惊疑，
必将产生惊疑情绪，
谓国家分别彼此，
认为国家分别看待，
其心安得不摇。
他们心里能不动摇吗？
况军人已去其家，
况且军人的家属既已迁离，
而令护卫他人，
却让他们去保护别人，
以情度之，
以情理而论，
其不肯尽心必矣。
必定不肯尽心的。
民至愚而神者也，
民众再怎么愚蠢也是很有思想的，
虽告以卫护之意，
尽管告诉他们还是要保卫他们的，
亦将不信，
他们也必然不肯相信，
徒令交乱，
这样只会交相混乱，
俱不得安，
各方都不得安宁，
此其利害所系至重。
这件事所关系到的是极为重大的利害问题。
乞先令诸道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熟论可否，
请先让各道的元帅府、宣抚司、总管府反复论议是否可行，
如无可疑，
如确无可疑之处，
然后施行”不报。
然后施行。”进言以后没有答复。
军户既迁，
军户既已南迁，
将括地分授之，
准备收括田地分给他们，
未有定论，
还没有拿定意见，
上敕尚书省曰“北兵将及河南，
皇帝对尚书省说“：北军将到河南，
由是尽起诸路军户，
因此而尽迁各路军户，
共图保守。
共同加以保卫。
今既至矣，
如今既已到达，
粮食所当必与，
粮食自当分地给他们，
然未有以处之。
但至今没有加以处理。
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
可以派遣官员聚集各地老人询问他们，
其将益赋，
是准备增加赋税，
或与之田，
还是分给他们田地，
二者孰便”又以谕汝砺。
二者哪种比较方便实行？”他又将这事告知高汝砺。
既而所遣官言“农民并称，
不久，那些派去的官员们来报告说“：
比年以来，
农民们都说，
租赋已重，
近年来租赋越来越重，
若更益之，
如果再增加，
力实不足，
就难以承受了。
不敢复佃官田，
不敢再租用官田了，
愿以给军”於是汝砺奏“迁徙军户，
愿意分地给军户。”于是，高汝砺上奏说“：迁移军户，
一时之事也。
是一时的举动。
民佃官田，
民众租用官田，
久远之计也。
是长久之计。
河南民地、官田，
河南的民地和官田，
计数相半。
数量相当。
又多全佃官田之家，
又有许多人家都是租佃官田耕种的，
坟茔、庄井俱在其中。
他们的祖坟、村庄等都在官田里，
率皆贫民，
这些人大多是贫民，
一旦夺之，
一旦夺田，
何以自活。
何以维持生活？
夫小民易动难安，
况且小民容易动荡难以安定，
一时避赋，
因为一时避收田赋，
遂有此言。
所以说出这种话来。
及其与人，
可是真让他们把土地给了人家，
即前日之主，
那么，
今还为客，
前日还是主人今天就变成了客户，
能勿悔乎。
能不悔恨吗？
悔则忿心生矣。
悔恨便产生愤慨之心。
如山东拨地时，
像在山东调拨土地时，
腴田沃壤尽入势家，
肥沃的田地都被有权势人家所占有，
瘠恶者乃付贫户。
贫瘠的土地才给贫困户耕种，
无益於军，
这样无益于军户，
而民则有损，
有损于民众，
至於互相憎疾，
导致他们相互憎恨，
今犹未已，
这件事至今还没有平息下来。
前事不远，
前事为时不远，
足为明戒。
足以成为鉴戒。
惟当倍益官租，
只能采用增加官田赋税，
以给军粮之半，
以供给军户粮食的一半，
复以系官荒田、牧马草地量数付之，
再将原属官田现已荒芜的田地、放马的草地按数分给他们，
令其自耕，
让军户自己耕种，这样，
则百姓免失业之艰，
百姓就免去失业的艰辛，
而官司不必为厉民之事矣。
而官府也不必做出对民众有害的事情。
且河南之田最宜麦，
况且河南的土地最适宜种麦，
今雨泽沾足，
如今雨水充足，
正播种之时，
又正当播种时节，
诚恐民疑以误岁计，
只恐民众产生疑惑而误了计划，
宜早决之”上从其请。
应当早做决断。”皇帝听从他的意见。
寻迁尚书右丞。
不久转任尚书右丞。
时上以军户地当拨付，
当时皇帝认为，军户的土地必须拨给，
使得及时耕垦，
让他们能够及时开垦耕耘。
而汝砺复上奏曰“在官荒田及牧马地，
高汝砺又上奏说“：官府所有的荒田和牧马地，
民多私耕者。
有许多被民众私自耕种了。
今正艺麦之时，
如今正当种麦时节，
彼知将以与人，
他们知道准备拨给别人，
必皆弃去。
就必定都抛弃不种，
军户虽得，
等军户分到时，
亦已逾时，
又已错过播种时机，
徒成旷废。
这样就成了荒废的土地了。
若候毕功而后拨，
不如等这一季收成之后再调拨，
量收所得，
依照土地的收成征收适量的赋税，
以补军储，
以补充军需储备，
则公私俱便。
这样对公私两方均有利。
乞尽九月然后遣官”十月，
请等到九月以后再拨调还官府。”十月，
汝砺言“今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
高汝砺又进言说：“如今河北的军户迁到河南的多达几百万人，
人日给米一升，
每人一天给一升米，
岁率三百六十万石，
一年就需要三百六十万石，
半给其直犹支粟三百万石。
给予一半，其价值仍相当支出粟三百万石。
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
河南租出的土地合计是二十四万顷，
岁征粟才一百五十六万有奇，
每年所收的粟才只有一百五十六万多石，
更乞於经费之外倍征以给，
请在正常经费之外加倍征收，以便配给他们，
仍以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畀之”奏可。
同时仍将原属官府所有的闲田和放马地可耕种的分给他们。”皇帝表示同意。于是，
乃遣右司谏冯开等分诣诸郡就给之，
派遣右司谏冯开等分别到各郡县就地配给，
人三十亩，
每人分给三十亩，
以汝砺总之。
由高汝砺总管其事。后来，
既而括地官还，
搜括土地的官员回京，都说：
皆曰“顷亩之数甚少，
“土地的亩数很少，
且瘠恶不可耕。
且都是贫瘠难以耕种的，
计其可耕者均以与之，
估计可以耕种的已经都分给了他们，
人得无几，
每人所得无几，
又僻远处不免徙就之，
又都是偏僻较远的地方，必须迁移到那里去，
军人皆以为不便”汝砺遂言於上，
军户们都感到不方便。”高汝砺便将有关情况上奏皇帝，
诏有司罢之，
下诏让有关方面停止办理，
但给军粮之半，
只供给一半军粮，
而半折以实直焉。
另一半折成钱配给。
晚年政争与评价
四年正月，
四年正月，
拜尚书左丞，
被任命为尚书左丞，
连上表乞致仕，
他接连上表请求告退，
皆优诏不许。
朝廷都下优诏不答应。
会朝廷议发兵河北，
正值朝廷商议出兵河北，
护民芟麦，
保护民众收麦，
而民间流言谓官将尽取之。
但民间却正在传言说官府准备把麦都收走。
上闻，
皇帝知道以后，
以问宰职曰“为之奈何”高琪等奏“若令枢密院遣兵居其冲要，
问宰辅们说：“怎么办呢？”高琪等上奏说“：如果让枢密院派兵占领交通要道，
镇遏土寇，
镇压当地匪寇，
仍许收逃户之田，
仍然准许民众收割出逃者的民田，这样，
则军民两便。
军民两便，
或有警急，
若有战事，
军士亦必尽心”汝砺曰“甚非计也。
士兵们也必定尽心尽力。”高汝砺说“：这绝不是好办法。
盖河朔之民所恃以食者，惟此麦耳。
因为河朔的民众所依赖的食粮只有这季麦子了。
今已有流言，
如今外面已有谣言，
而复以兵往，
再派军队前去，
是益使之疑惧也。
势必更让他们产生疑惧之心。
不若听其自便，
不如听从他们自便，
令宣抚司禁戢无赖，
让宣抚司出来查禁无赖之徒，
不致侵扰足矣。
不让这些人侵扰民众就够了。
逃户田令有司收之，
已出逃的民户田地让有关方面收割，
以充军储可也”乃诏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阅视田数，
以充军粮就行了。”于是派遣户部员外郎裴满蒲剌都前去检查麦田数量，
及访民愿发兵以否，
并且向民众询问是否愿意朝廷发兵护麦。回来后，
还奏“臣西由怀、孟，
他上奏说：“我西自怀、孟，
东抵曹、单，
东至曹、单等地，
麦苗苦亦无多，
见收麦时受干扰情况并不多，
讯诸农民，
访问农民时，
往往自为义军。
知道他们往往自行建起义军。
臣即宣布朝廷欲发兵之意，
臣下向他们宣布朝廷原打算出兵护收的意图，
皆感戴而不愿也”於是罢之。
均表示感激却不愿朝廷出兵。”于是停止发兵。
汝砺以数乞致仕不从，
高汝砺连连请求辞退得不到许可，
乃上言曰“立非常之功，
便上奏说：“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勋，
必待非常之人。
必须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来实现。
今大兵既退，
如今大兵已退，
正完葺关隘、简练兵士之时，
正应当修整关隘，训练兵士，
须得通敏经纶之才预为筹画，
必须有精明能干、善于处理国家大事的人才来预先筹划，
俾济中兴。
以助中兴大业。
伏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副使胥鼎，
我见尚书左丞兼行枢密院副使胥鼎，
才擅众长，
才兼众长，
身兼数器，
身兼数职，
乞召还朝省”不从。
请求召回朝廷。”皇帝不从。
时高琪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征租，
当时高琪准备听从进言人的建议，每年清查一次民田亩数据以征收租税，
朝廷将从之。
朝廷也打算听从。
汝砺言“臣闻治大国者若烹小鲜，
高汝砺进言说“：臣下听说治理大国的人要像烹煎小鱼那样，
最为政之善喻也。
这是有关为政的极好的比喻。
国朝自大定通检后，
国朝从大定年间实行一次普查之后，
十年一推物力，
十年推排一次物力情况，
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
这是贵于简易安定而不轻易烦劳民众。
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
如今进言者请求派人到河北每年清查实际耕种的民田，
计数征敛，
计数征收租税，
即是常时通检，
也就是每年都要普查一次田地，
无乃骇人视听，
这岂不是骇人听闻的事情？
使之不安乎。
必定让民众心中不安。
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
况且河南、河北，事情不同，
河北累经劫掠，
河北连遭劫难和抢掠，
户口亡匿，
人口出逃躲避，
田畴荒废，
田地荒芜，
差调难依元额，
征收时难以依照原有数额，
故为此权宜之法，
所以实行目前的权宜的办法，这样，
盖军储不加多，
军需粮不增加，
且地少而易见也。
而土地的减少是轻易可见的。
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
河南自从车驾南行以来，
百姓凑集，
百姓剧增，
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
所有闲田以及逃亡户遗弃的土地，
耕垦殆遍，
都被开垦耕种完了，
各承元户输租，
他们各自承担了原户人家的租税，
其所征敛，皆准通推之额，
对他们的征收额也是依照推排的数额，
虽军马益多，
所以虽然兵马越来越多，
未尝阙误，
却并未有所缺误，
讵宜一概动扰。
怎么能够总是干扰让他们不得安宁呢？
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
如果担心豪强们欺瞒而逃避征税，那么，
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
即使让有关方面查检也难以保证尽符其实。
但严立赏罚，
只要严设赏罚的规定，
许其自首，
允许各人自首，
及听人告捕，
或者让人上告并加以逮捕，
犯者以盗军储坐之，
违犯的以盗用军需物资罪论处，
地付告者，
将他们的土地交给上告的人耕种，
自足使人知惧，
这就足以让人感到害怕，
而赋悉入官，
而赋税也就能够全部收缴入官，
何必为是纷纷也。
何必干这种纷纷扰扰的事情呢？
抑又有大不可者三：
况且还有三条原因不能实行：
如每岁检括，
假如每年都清查，
则夏田春量，
那么夏熟田春天就要清量，
秋田夏量，
秋熟田夏天清量，
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
中间杂种的庄稼也必须随时丈量，
一岁中略无休息，
一年之中没有休止的时间，
民将厌避，
民众将感到厌烦并逃避，
耕种失时，
这样耕种就会误失农时，
或止耕膏腴而弃其余，
或者只耕种肥沃的田地而抛弃其他的，这时，
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
所收的数额依旧的话能够交来的赋税就要减少许多，
一不可也。
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
检括之时，
清查田地时，
县官不能家至户到，
县官不可能到所有人家里去，这样，
里胥得以暗通货赂，
乡间小吏们就能够暗中贿赂，
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
虚为文具，
假写文字，
转失其真，
反而失真，
二不可也。
这是原因之二。
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
民田和军田犬牙交错，
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
相互之间如勾结起来冒认，
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
朝廷只凭当地官府的簿籍收赋税，
倘使临时少於元额，
到时如果发现少于原有数额，
则资储阙误必矣，
那么误缺粮食物资储备的事必然发生，
三不可也。
这是三不可。
夫朝廷举事，
凡朝廷办事，
务在必行，
务必要办到底，
既行而复中止焉，
如果已实行了又中途停止，
是岂善计哉”议遂寝。
岂是一种好的计谋呢？”于是原来议定的办法被中止。
兴定元年十月，
兴定元年(1217)十月，
上疏曰“言者请姑与宋人议和以息边民，
高汝砺又上疏说“：有人进言请求暂时和宋人议和求得边境安宁，
切以为非计。
这绝非好办法。
宋人多诈无实，
宋人多狡诈不实，
虽与文移往来，
虽然彼此交和的文书经常往来，
而边备未敢遽撤。
而边境的警戒却不敢立即撤除。
备既不撤，
防备既然难以撤除，
则议和与否盖无以异。
那么议不议和也都是一样的。
或复蔓以浮辞，
如果对方以虚辞敷衍，
礼例之外别有求索，
在正常礼仪之外别有所求，
言涉不逊，
出言不逊，
将若之何。
将怎么办？
或曰：
有人说‘：
大定间亦尝先遣使，
大定年间也曾经先派使者，
今何不可。
现在有何不可？
切谓时殊事异，
’须切记时候不同，事情也就不一样，
难以例言。
难以同等而言。
昔海陵师出无名，
原来海陵王出师无名，
曲在於我，
理曲在我，
是以世宗即位，
所以世宗即位，
首遣高忠建等报谕宋主，
先派高忠建等报知宋王，
罢淮甸所侵以修旧好。
停止了在淮甸南侵的行动以修旧好。
彼随遣使来，
宋人随即派使者前来，
书辞慢易，
书信中言辞傲慢，改变语气，
不复奉表称臣，
不再奏表称臣，
愿还故疆，
要求归还旧疆土，
为兄弟国。
双方成为兄弟国家。
虽其枢密院与我帅府时通书问，
虽然宋朝的枢密院和我国的元帅府时常通信访问，
而侵轶未尝已也。
而入侵的行动从未停止过。后来，
既而征西元帅合喜败宋将吴璘、姚良辅於德顺、原州，
征西元帅合喜在德顺、原州打败了宋将吴瞞、姚良辅，
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败李世辅於宿州，
右丞相仆散忠义、右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在宿州打败了李世辅，
斩首五万，
斩首五万级，
兵威大振。
兵威大振。
世宗谓宰臣曰：
世宗对宰辅大臣们说‘：
昔宋人，言遣使请和，
以前宋人说派使者请求议和，
乘吾无备遂攻宿州，
乘我无备而进攻宿州，
今为我军大败，
如今被我军打得大败，
杀戮过当，
被杀过多，
故不敢复通问。
所以不敢再相互通问。
朕哀南北生灵久困於兵，
我哀怜南北民众久困于兵燹，
本欲息民，
本意在于使民众安宁，
何较细故，
何必计较细节问题，
其令帅府移书宋人，以议和好。
特令帅府写信给宋人以便议和修好。
宋果遣使告和，
’宋人果然派使者前来和谈。
以当时堂堂之势，
以当时堂堂之气势，
又无边患，
又无边境的祸患，
竟免其奉表称臣之礼。
还免去宋人奉表称臣的礼仪。
今宋弃信背盟，
如今宋人抛弃信义违背盟约，
侵我边鄙，
侵我边境，
是曲在彼也。
是对方理曲。
彼若请和，
如果对方来请求和议，
於理为顺，
于理为顺，
岂当先发此议而自示弱耶。
怎么能由我方先提出和议而自示软弱呢？
恐非徒无益，
只怕不仅无益，
反招谤侮而已”
反而招致侮辱而已。”
十一月，
十一月，
汝砺言“臣闻国以民为基，
高汝砺进言说：“我听说国家以民为基，
民以财为本，
民众以财为本，
是以王者必先爱养基本。
所以王者必然先爱其基本。
国家调发，
国家征收赋税，
河南为重，
以河南为最重，
所征税租率常三倍於旧。
所征收租税经常三倍于往前。
今省部计岁收通宝不敷所支，
如今省部计算岁收时通宝不够支出使用，
乃於民间科敛桑皮故纸钱七千万贯以补之。
便在民间收集了桑皮故纸钱币七千万贯来补空。
近以通宝稍滞，
近来因为通宝流通稍有不畅，
又加两倍。
又要增收两倍钱。
河南人户，
河南的人口中，
农民居三之二，
农民占三分之二，
今税租犹多未足，
如今租税大多还未交足，
而此令复出，
而此令再发出，
彼不粜所当输租，
农民如果不卖应当交纳租税的粮食，
则必减其食以应之。
就必须减少食粮来应付。
夫事有难易，
事情有难有易，
势有缓急。
时势有缓有急。
今急用而难得者，刍粮也，
如今急用而难以得到的是粮草，
出於民力，
是由民力生产出来的，
其来有限，
来源有限，
可缓图。
可以慢慢收取。
而易为者，钞法也，
而容易办的是钞票，
行於国家，
它通行于国家，
其变无穷。
变化无穷。
向者大钞滞，
过去大钞用起来不方便就改成小钞，
更为小钞，小钞弊，改为宝券，
小钞产生弊端就改为宝券，
宝券不行，易为通宝，
宝券不通行了就改为通宝，
从权制变，皆由於上，
随机应变都在于国家，
尚何以烦民为哉。
又何必来干扰民众呢？
彼悉力以奉军储已患不足，
农民尽力供奉军用物资已感力量不足，
而又添征通宝，
如今又要加征通宝，
苟不能给，
如果难以交出，
则有逃亡。
就会逃亡。
民逃亡则农事废，
民众逃亡就会荒废农事，
兵食何自而得。
军队的食粮从何而得？
有司不究远图而贪近效，
有关方面不考虑长久之计而贪求近利，
不固本原而较末节，
不固其本原而计较细枝末节，
诚恐军储、钞法两有所妨。
只恐军储和钞法两方面都出现问题。
臣非於钞法不为意也，
我并非不在意于钞法，
非於省部故相违也，
也不是有意和省部作对，
但以钞法稍滞物价稍增之害轻，
只是认为钞法稍缓些，实行物价稍有提高的办法民众所害较轻，
民生不安军储不给之害重耳。
如民众不安定，军储不充足为害就严重了。
惟陛下外度事势，
请陛下考虑外间的形势，
俯察臣言，
详察臣下的意见，
特命有司减免，
特命有关方面减免推行，
则群心和悦，
这样民众之心就会喜悦，
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
而不足的租税就有望收到。”
时朝廷以贾仝、苗道润等相攻不和，
当时朝廷因为贾仝、苗道润相互攻击不和，
将分畀州县、别署名号以处之。
准备采取划分州县地区、别封名号加以处置。
汝砺上书曰“甚非计也。
高汝砺上书说“：这很不是办法。
盖河北诸帅多本土义军，
因为河北各路统帅大多是本地的义军，
一时权为队长，
一时暂当队长，
亦有先尝叛亡者，
也有过去曾经背叛过的，
非若素宦於朝，
不像长期在朝为官的人，
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
知晓礼仪，懂得名份。
贪暴不法，
贪婪暴虐，不守法纪，
盖无足怪。
本不足为怪。
朝廷以时方多故，
朝廷因为这时正是多事之秋，
姑牢笼用之，
暂且笼络住他们加以任用，
庶使遣民少得安息。
是要使遗留下来的民众能稍得安宁。
彼互相攻劫则势浸弱，
他们相互攻打则实力越来越弱，
势力既弱则朝廷易制。
势力弱小则朝廷容易制约。
今若分地而与之，
如今如果将土地分开交给他们，
州县官吏得辄署置，
州县官员他们就能自己委任，
民户税赋得擅征收，
民众的租税他们就能自行征收，
则地广者日益强，
这样地大的就会越加强大，
狭者日益弱。
地小的就会越来越弱。
久之，
长久以后，
弱者皆并於强，
弱的就会被强的兼并，
强者之地不可复夺，
而强的所占地盘朝廷就难以再收回，
是朝廷愈难制也。
这样朝廷就越难约束。
昔唐分河朔地授诸叛将，
过去唐朝分开河朔的土地来给那些叛将，
史臣谓其护养孽萌以成其祸，
史官们认为这是保护和养育孽根使之萌长而成大祸，
此可为今日大戒也。
这事应当成为今日的大戒。
不若姑令行省羁縻和辑，多方牵制，
不如命令行省对他们加以牵制笼络，
使之不得逞。
多方制约使他们的野心不能得逞。
异时边事稍息，
将来边疆战争稍息，
气力渐完，
国力恢复，
若辈又何足患哉”议遂寝。
如此鼠辈又何足为患！”于是，原来议论被中止。
上尝谓汝砺曰“朕每见卿侍朝，
皇帝曾经对高汝砺说“：我每次见您侍立朝班时，
恐不任其劳，
总是担心您受不了这种辛苦，
许坐殿下，
让您坐在殿下，
而卿终不从何哉。
而您总是不肯听从，这是什么原因？
夫君臣相遇，贵在诚实，
君臣相互知遇贵在诚实，
小谨区区，
谨小慎微的区区小事我向来是不计较的。”
朕固不较也”汝砺以君臣之分甚严，
高汝砺便说君臣的名份区别十分严格，
不敢奉命。
自己不敢听从命令。
三年，
兴定三年(1219)，
河南颇丰稔，
河南颇获丰收，
民间多积粟，
民间多有存粮，
汝砺乃奏曰“国家之务，莫重於食，
高汝砺便上奏说：“国家的要务没有比粮食更重要的了。
今所在屯兵益众，
如今屯守的军队越来越多，
而修筑新城其费亦广，
而修建新城的耗费也很大，
若不及此丰年多方营办，
何不趁此丰年多方经营办理，
防秋之际或乏军兴。
以防秋季时可能出现军用不足。
乞於河南州府验其物价低昂，
请在河南各州府查验一下物价的高低，
权宜立式，
暂设规定，
凡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散官及承荫人，
凡是朝廷内外四品以下杂正班的散官以及受荫人，
免当暴使监官功酧，
免于试用充任监官给予报酬，
或僧道官师德号度牒、寺观院额等，
或者僧道的官师要求德号度牒、寺观院匾额等，
并听买之。
都可以让他们来买。
司县官有能劝诱输粟至三千石者，
任县官的如果能够劝导人交粟米达到三千石的，
将来注授升本榜首，
将来优先予以晋升，
五千石以上迁官一阶，
五千石以上的晋升一级官阶，
万石以上升职一等，
一万石以上的提升一等职务，
并注见阙。
并且立即补给现缺。
庶几人知劝慕，
以使人人知道努力和敬慕，
多所收获”上从之。
多有收获。”皇帝听从了。
同提举榷货司王三锡建议榷油，
同提举榷货司的王三锡建议朝廷实行油类专卖，
高琪以用度方急，
高琪因为正急需用钱，
劝上行之。
劝皇帝实行。
汝砺上言曰“古无榷法，
高汝砺上奏说“：古时没有专卖法，
自汉以来始置盐铁酒榷均输官，
从汉以来才设置盐、铁、酒榷，都将收入交公，
以佐经费。
以助经费开支。
末流至有算舟车、税间架，
末流的甚至有算计到车、船、建构房屋等，
其征利之术固已尽矣，
其征税的方法也用尽了，
然亦未闻榷油也。
但是还没有听说榷油的。
盖油者世所共用，
这是因为油料是世人所共用的东西，
利归於公则害及於民，
利归于公家就会有害于民，
故古今皆置不论，
所以古今都对此置之不论，
亦厌苛细而重烦扰也。
也是厌恶过于苛刻而轻易不愿烦扰民众的缘故。
国家自军兴，
国家自从征收军需物资以来，
河南一路岁入税租不啻加倍，
河南一路每年交纳的租税何止加倍，
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
又有额外征收的各种钱财，横加的各类杂役，
无非出於民者，
无非都从民众所出。
而更议榷油，
而再提议征收油税，
岁收银数十万两。
一年征收几十万两银。
夫国以民为本，
国家以民为本，
当此之际，民可以重困乎。
当此之时还能再让民众受困吗？
若从三锡议，
如果听从王三锡的建议，
是以举世通行之货为榷货，
就是把举世通用的货物变成国家专卖的货物，
私家常用之物为禁物，
私人家里常用的物品成为禁物，
自古不行之法为良法，
自古以来不实行的办法当成好的方法，
切为圣朝不取也。
这实在是圣朝所不应采取的。
若果行之，
如果真的实行，
其害有五，
其害处有五条，
臣请言之：
请让我加以说明。
河南州县当立务九百余所，
河南各州县就必须设立油务九百多所，
设官千八百馀员，
设官一千八百多人，
而胥隶工作之徒不与焉。
这还不算那些小吏和工人们。
费既不赀，
这样费用不可计量，
而又创构屋宇，
而且要新建房屋，
夺买作具，
夺人买卖，制作器具，
公私俱扰，
公私两方均受烦扰，
殆不胜言。
这是说不完的。
至於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之法，
至于提点官司有升降决罚的方法，
其课一亏，
如果征收的赋税不足就必定要想法强行抑制或者配给，
必生抑配之弊，
以此而产生弊端，
小民受病，益不能堪，
小民百姓受苦就更加难以忍受，
其害一也。
这是害处之一。
夫油之贵贱所在不齐，
油价的贵贱各地不同，
惟其商旅转贩有无相易，
只有依靠商人转运贩卖互换有无的物品，
所以其价常平，
所以其价格能时常保持比较平稳，
人易得之。
人们都容易得到它。
今既设官各有分地，
如今既然设立官务，各管一地，
辄相侵犯者有罪，
相互侵犯就有罪，
是使贵处常贵而贱处常贱，
这就会使价贵的地方经常很贵，而价贱的地方又总是很贱，
其害二也。
这是第二条害处。
民家日用不能躬自沽之，
民众家庭日常使用时不能亲自去灌，
而转鬻者增取利息，
而转卖的人就要增收利息，
则价不得不贵，
这样价钱不能不贵，
而用不得不难，
而使用起来也就不能不难，
其害三也。
这是害处之三。
盐、铁、酒、醋，
盐、铁、酒、醋，
公私所造不同，
公家和私人所制作的不相同，
易於分别，
容易区分，
惟油不然，
只有油却不同，
莫可辨记。
难以辨认。
今私造者有刑，
而今私造者有罪，
捕告者有赏，
捕告者有赏，
则无赖辈因之得以诬构良民枉陷於罪，
那些无赖之流因而可以诬陷和给良民构罪，
其害四也。
这是害处之四。
油户所置屋宇、作具，
油户所建的房屋、器具，
用钱已多，
原来已用钱很多，
有司按业推定物力，
有关方面按照行业推定物力，
以给差赋。
摊派了赋税。
今夺其具、废其业而差赋如前，
如今夺其器具，废其产业，而要征收的赋税如前，
何以自活，
他们怎么生存下去，
其害五也。
这是害处之五。
惟罢之便”上是之，
只有停止才是好办法。”皇帝表示赞同，
然重违高琪意，
但又觉得难以违背高琪的心意，
乃诏集百官议於尚书省。
便下诏聚集百官到尚书省商议。
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议同高琪，
户部尚书高夔、工部侍郎粘割荆山、知开封府事温迪罕二十等二十六人的意见都和高琪相同，
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瑄、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皆以为不可。
礼部尚书杨云翼、翰林侍读学士赵秉文、南京路转运使赵蠧、吏部侍郎赵伯成、刑部郎中姬世英、右司谏郭著、提举仓场使时戬都认为不行。
上曰“古所不行者而今行之，
皇帝说“：古代所不实行的今天却加以实行，
是又生一事也，
这是多生一事，
其罢之”
停止了吧！”
十月，
十月，
赐金鼎一，重币三。
赏赐给高汝砺一只金鼎、多彩的锦帛三端。
四年三月，
四年三月，
拜平章政事，
拜为平章政事，
俄而进拜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
不久又任命为尚书右丞相、监修国史，
封寿国公。
封为寿国公。
五年二月，
五年二月，
上表乞致政，
上表请求退休，
不许。
不得许可。
九月，
九月，
上谕汝砺曰“昨日视朝，
皇帝对高汝砺说：“昨天上朝听政，
至午方罢。
直至午时才罢朝。
卿老矣，
您年老了，
不任久立，
不能长久站立，
奏事毕，
等奏事结束，
用宝之际，
使用印玺的时候，
可先退坐，
你就可以先退出坐下，
恐以劳致疾，
只恐积劳成疾，
反妨议政也”是月，
反而妨碍了参议朝政。”当月，他又请求退休。
复乞致仕，
皇帝说：
上谕之曰“丞相之礼尽矣，
“丞相您已经尽礼了，
然今廷臣谁如丞相者，
然而今日朝臣之中，谁能比得上您，
而必欲求去乎，
又何必一定要求离去呢？
姑留辅朕可也”十月，
暂且留下来再辅佐我吧！”十月，
躐迁荣禄大夫，
越级晋升为荣禄大夫，
仍谕曰“丞相数求去，
皇帝仍对他说：“丞相几次请求离任，
朕以社稷事重，
我因社稷责任重大，
故坚留之。
所以坚持再让你留任。
丞相老矣，
丞相老了，
而官犹未至二品，
而官阶还不到二品，
故特升两阶”十二月，
所以特地晋升了两阶。”十二月，皇帝又对他说：
上复谕曰“向朕以卿年老，
“以前因为你年老，
视朝之日侍立为劳，
听政时久立辛苦，
令用宝时退坐廊下，
让你在使用印玺时退下坐在廊下，
而卿违之，
而你却不听我的话，
复侍立终朝，
仍站立直到罢朝，
岂有司不为设榻耶。
莫非有关方面没有给您设下坐榻吗？
卿其勉从朕意”元光元年四月，
您要尽量听从我的意见。”元光元年(1222)四月，
汝砺跪奏事，
高汝砺跪着奏事，
上命起曰“卿大臣也，
皇帝让他站起来，并说“：您是大臣，
所言皆社稷计。
所进言的都是事关国家的大计。
朕之责卿，惟在尽诚，
我要求您的只是尽忠国事，
何事小谨，
何必在小事上这样谨慎，
自今勿复尔也”
从今以后不要这样。”
七月，
七月，
上谓宰臣曰“昔有言世宗太俭者，
皇帝对宰辅们说：“以前有人说世宗过于俭朴，
或曰不尔则安得广畜积。
有的说不这样的话怎么能够广于积蓄。
章宗时用度甚多，
章宗时支出很多，
而得不阙乏者，
却没有觉得匮乏，
盖先朝有以遗之也”汝砺因进言曰“俭乃帝王大德，
也是因为先朝有积蓄遗留下来！”高汝砺便进言说“：俭用是帝王的大德，
陛下言及此，
陛下说到这事，
天下福也”九月，
就是天下的福份了。”九月，
上又谓宰臣曰“有功者虽有微过亦当贷之，
皇帝又对宰辅们说：“有功劳的人虽然有小的过失也应当宽免他，
无功者岂可贷耶。
没有功绩的人怎么能够宽恕呢？
然有功者人喜谤议。
但是有功劳的人容易受到人们的诽谤。
凡有以功过言於朕者，
凡是有功劳的人别人向我说起他的过失的，
朕必深求其实，
我必定要深加究察，看是否符合事实，
虽近侍为言不敢轻信，
即使是亲近的侍臣们所说的也不敢轻信，
亦未尝徇一己之爱憎也”汝砺因对曰“公生明，
但是也未曾因个人的爱憎而徇私情的。”高汝砺说：“公正就会明察，
偏生暗。
偏听就会暗昧。
凡人多徇爱憎，
平常人大多容易根据个人爱憎而徇情，
不合公议。
不合公论。
陛下圣明，
陛下圣明之君，
故能如是耳”
所以才能这样。”
二年正月，
二年正月，
复乞致政，
他又请求退休。
上面谕曰“今若从卿，
皇帝当面对他说：“今日如果听从您的话，
始终之道俱尽，
善始善终之道也就尽情了，
於卿甚安，
于你心安，
在朕亦为美事。
在我也是一件好事。
但时方多故，
但时局正多事，
而朕复不德，
而我又无德，
正赖旧人辅佐，
正要依赖旧人来辅佐，
故未能遂卿高志耳”汝砺固辞，
所以未能满足您高洁的志向啊！”高汝砺坚决请求，
竟不许，
宣宗始终不肯答应，并对他说：
因谓曰“朕每闻人有所毁誉，
“我每当听人说别人的好坏时，
必求其实”汝砺对曰“昔齐威王封即墨大夫，
必定深究真实情形。”高汝砺回答说“：过去齐威王封即墨大夫，
烹阿大夫及左右之尝毁誉者，
烹了阿大夫和身边那些毁坏人家名誉的人，
由是群臣恐惧，
于是群臣都恐惧不安，
莫敢饰非，
不敢再说假话，
齐国大治。
齐国大治。
陛下言及此，
陛下能够谈到这事，
治安可期也”二月，
大治安定的局势可以预期实现了。”二月，
上以汝砺年高，
皇帝因高汝砺年纪大，
免朝拜，
免去朝拜之礼，
侍立久则憩於殿下，
站立久了就让他到殿下休息，
仍敕有司设榻焉。
仍令有关方面设立坐榻。
三月，
三月，
又乞致仕，
高汝砺又请求退休，
复优诏不许。
皇帝仍优诏劝谕不许可。
上谓群臣曰“人有才堪任事，
皇帝对群臣们说：“人有才干能够做事，
而处心不正者，
但心术不正的，
终不足贵”汝砺对曰“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
毕竟不足为贵。”高汝砺回答说：“他心术不正而又有才干，
所谓虎而翼者也，
正像所说的老虎而添翼，
虽古圣人亦未易知”上以为然。
这种人就是古代圣人贤君也难以深知了。”
他日复谓宰臣曰“凡人处心善良而行事忠实，
皇帝赞同他的看法。过了些时候，皇帝又对宰辅们说：“凡是为人处事心地善良而办事忠实的，
斯为难得。
这是最为难得的。
若言巧心伪，
如果巧于言语心怀奸诈，
亦复何用。
又有何用？
然善良者，
然而那些心地善良的，
人又多目为平常”汝砺对曰“人材少全，
往往被人认为是平庸的。”高汝砺回答说“：人才难以十全十美，
亦随其所长取之耳”上然之。
还是根据他的专长加以任用吧！”皇帝表示赞同。
五月，
五月，
上问宰执以修完京城楼橹事，
皇帝问宰辅大臣们有关修建好京城城楼上的高台事。
汝砺奏“所用皆大木，
高汝砺上奏说：“所使用的都是大木，
顾今难得，
而现在比较难找，正让他们想办法。”皇帝说“：
方令计置”上曰“朕宫中别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砺对以不宜毁，上曰“所居之外，
我宫中别殿里如有合用的立即搬去使用。”高汝砺回答说不应拆毁。皇帝说“：除了居住的地方外，
毁亦何害，
拆毁点又有什么害处？
不愈於劳民远致乎”
不然岂不是更有劳民众从远方送来吗？”
哀宗初即位，
金哀宗刚即位，
谏官言汝砺欺君固位，
谏官们便进谏说高汝砺欺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天下所共嫉，
为天下人所共恨，
宜黜之以厉百官。
应当罢免他以督责百官。
哀宗曰“昔惠帝言，
哀宗说“：以前汉惠帝曾说，
我不如高帝，
我比不上高帝，
当守先帝法耳。
应当遵守先帝的法则。
汝砺乃先帝立以为相者，
汝砺是先帝立为丞相的，
又可黜欤”又有投匿名书云“高某不退当杀之”汝砺因是告老，
又怎么可以罢黜呢？”又有人写了匿名信说“：高某如不退休就要杀死他。”高汝砺因此而又以年老为由请求退休，
优诏不许。
皇帝下优诏不许可。
正大元年三月，
正大元年(1224)三月，
薨，
去世，
年七十一，
享年七十一岁，
配享宣宗庙。
让他在宣宗庙里配祭。
为人慎密廉洁，
高汝砺为人谨慎，严守机密，廉洁，
能结人主知，
能够使国君了解和信任他。
然规守格法，
但是他固守旧法，看着国君脸色办事，
循嘿避事，
回避要害的事情，
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
所以他任宰相十多年，没有受到过责备。
贪恋不去，
他贪恋官职地位不肯离开，
当时士论颇以为讥云。
当时的士人在议论时颇以此来讥讽他。
张行信谏言与政绩
张行信，
张行信，
字信甫，
字信甫，
先名行忠，
原名行忠，
避庄献太子讳改焉。
因为避庄献太子讳而改名。
行简弟也。
是张行简的弟弟。
登大定二十八年进士第，
大定二十八年(1188)中进士，
累官铜山令。
累官至铜山县令。
明昌元年，
明昌元年(1190)，
以廉擢授监察御史。
因为廉政被提升为监察御史。
泰和三年，
泰和三年(1203)，
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
同知山东西路转运使，
俄签河东路按察司事。
不久又签河东路按察司事。
四年四月，
四年四月，
召见於泰和殿，
皇帝在泰和殿召见他。
行信因言二事，
张行信便向皇帝进言两件事：
一依旧移转吏目以除民害，
一是依照旧例调换吏官以除民害，
一徐、邳地下宜麦，
一是徐、邳一带土地适宜种麦，
税粟许纳麦以便民。
收粟时应当允许他们交纳麦子使民众便利。
上是其言，
皇帝同意他的建议，
令尚书省议行之。
让尚书省商议后实行。
崇庆二年，
崇庆二年(1213)，
为左谏议大夫。
任左谏议大夫。
时胡沙虎已除名为民，
当时胡沙虎已免职为民，
赂遗权贵，
但他仍贿赂朝中权贵，
将复进用。
想要重新起用。
举朝无敢言者，
满朝官员没人敢表态。
行信乃上章曰“胡沙虎残忍凶悖，
张行信便上奏说“：胡沙虎为人残忍凶狠，
跋扈强梁，
骄横跋扈，
媚结近习，
献媚于近臣，
以图称誉。
妄图让他们加以称赞。
自其废黜，
自从被罢免以来，
士庶莫不忻悦。
士民百姓无不欢欣鼓舞。
今若复用，
如今如再任用，
惟恐为害更甚前日，
只怕为害更超过往日，
况利害之机更有大於此者”书再上，
况且还会有比这更加利害的事情。”他接连上书奏告，
不报。
但没有回音。
及胡沙虎弑逆，
当胡沙虎弑君谋逆时，
人甚危之，
人们都替他担忧，
行信坦然不顾也。
而张行信坦然自若，不以为意。
是岁九月，
当年九月，
宣宗即位，
宣宗即位，
改元贞祐。
改年号为贞..。
行信以皇嗣未立，
张行信因为当时没有立皇太子，
无以系天下之望，
没有能满足天下人的愿望，
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
上疏说：“自古国君即位，
必立太子以为储副，
必定立太子作为储君，
必下诏以告中外。
必然下诏布告中外。
窃见皇长子每遇趋朝，
我私下见皇长子每当到朝廷的时候，
用东宫仪卫，
用的是东宫的仪仗和护卫，
及至丹墀，
可是到殿堂时，
还列诸王班。
又和诸王排列在一起。
况已除侍臣，
况且已经任命了侍臣，
而今未定其礼，
可是至今却没有定下礼节，
可谓名不正言不顺矣。
可说是名不正而言不顺啊！
昔汉文帝元年，
在汉文帝元年，
首立子启为太子者，
首先就立皇子启为太子，
所以尊祖庙、重社稷也。
这是用以表示尊从祖先，注重社稷。
愿与大臣详议，
希望陛下能和大臣们详细商议，
酌前代故事，
斟酌前代的故事，
早下明诏，
早下明诏，
以定其位，
以确定其地位，
慎选宫僚，
谨慎地选任官员，
辅成德器，
辅佐他成为有德行有器度的继承人，
则天下幸甚”上嘉纳之。
那就是天下的大幸！”皇帝嘉奖并采纳了他的意见。
胡沙虎诛，
胡沙虎被杀后，
上封事言正刑赏，
张行信上密封奏书主张端正刑赏之事，
辞载《胡沙虎传》。
有关言论记载在《胡沙虎传》中。
又言“自兵兴以来，
他又说：“自从战事兴起以来，
将帅甚难其人，
难以得到合适的将帅，
愿陛下令重臣各举所知，
请陛下让重臣各举荐所了解的人员，
才果可用，
如果确是可用之才，
即赐召见，
立即加以召见，
褒显奖谕，
公开奖赏，
令其自效，
让他们自愿报效国家，
必有奋命报国者。
必定有舍命报国的人。
昔李牧为赵将，
以前李牧在当赵国将军时，
军功爵赏皆得自专，
军功爵位封赏都能自己做主，
出攻入守不从中覆，
出兵进攻退守等不需听从朝中复议，
遂能北破大敌，
因而能够北破大敌，
西抑强秦。
西抑强秦。
今命将若不以文法拘绳、中旨牵制，
现今任命将领如果不再采用条文旧法将他们约束，由朝中意旨来牵制他们，
委任责成，
而是委以全任，责其成功，
使得尽其智能，
让他们能够全部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则克复之功可望矣”上善其言。
则克敌恢复国土的功业可望有成了！”皇帝赞许他的意见。
时方擢任王守信、贾耐儿者为将，
这时刚刚提拔任用王守信、贾耐儿当将领，
皆鄙俗不材、不晓兵律。
他们都是鄙俗不堪、不懂兵法律令的人，
行信惧其误国，
张行信担心他们贻误国家大事，
上疏曰“《易》称开国承家，
便上疏说：“《易》中写道：‘开国和继承大业，
小人勿用。
小人不可任用。
圣人所以垂戒后世者，
’这是圣人用以警戒后世的，
其严如此。
话说得这样严厉。
今大兵纵横，
如今大兵纵横遍地，
人情汹惧，
人心惶惶不安，
应敌兴理，非贤智莫能。
抵抗敌军兴国理政如非贤能而有智慧的人是难以成功的。
狂子庸流，
狂滥庸俗之辈，
猥蒙拔擢，
承蒙提拔，
参预机务，
参预机要大事，
甚无谓也”於是上皆罢之。
实在是毫无意义的。”于是，皇帝把他们都罢免了。
权元帅右都监内族讹可率兵五千护粮通州，
代理元帅右都监皇族讹可率兵五千人到通州护粮，
遇兵辄溃，
遇到敌军立即溃败。
行信上章曰“御兵之道，
张行信上表奏道：“领兵之道，
无过赏罚，
无过于赏罚二字，
使其临敌有所慕而乐於进，
当派兵对敌时必须让他有所思慕而乐于前进，
有所畏而不敢退，
有所畏惧而不敢后退，
然后将士用命而功可成。
然后将士听从命令而功业可成。
若讹可败衄，
像讹可败退，
宜明正其罪，
就应当公开明确他的罪责，
朝廷宽容，
朝廷如果加以宽容，
一切不问，
一点不追究，
臣恐御兵之道未尽也”诏报曰“卿意具悉，
我担心领兵之道未能尽用了。”朝廷下诏回报说“：你的意思已经清楚，
讹可等已下狱矣”
讹可等人已经下狱治罪了。”
时中都受兵，
当时中都受到敌军威胁，
方遣使请和，
朝廷刚刚派使者前去议和，
握兵者畏缩不敢战，
统率军队的人畏缩不敢出战，
曰“恐坏和事”行信上言“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
说是“担心破坏和议”。张行信上书进言说：“和跟战两件事情本不相干，
奉使者自专议和，
派出的使者专心于议和，
将兵者惟当主战，
领兵的人要一心考虑作战，
岂得以和事为辞。
怎么能以议和作为不战的借口。
自崇庆来，
自从崇庆年间以来，
皆以和误，
都是因和议而误事，
若我军时肯进战，
如果我军肯努力作战，
稍挫其锋，
略略打败敌军的锐气，
则和事成也久矣。
那么和议的事早就可以成功了。
顷北使既来，
不久前北方使者前来，
然犹破东京，
但他们的军队仍然攻破东京，
略河东。
入侵河东。
今我使方行，
如今我方的使者刚派出，
将帅辄按兵不动，
将帅们就马上按兵不动，
於和议卒无益也。
这对和议是毫无益处的。
事势益急，
形势越是危急，
刍粮益艰，
粮草就越是困难，
和之成否盖未可知，
和议能否成功尚未可知，
岂当闭门坐守以待弊哉。
怎么能够闭门坐守待毙呢？
宜及士马尚壮，
应当乘兵马还强壮的时候，
择猛将锐兵，
挑选精兵猛将，
防卫转输，
防卫运输通道，
往来拒战，
往来和敌军作战，
使之少沮，
稍微挫败敌人，
则附近蓄积皆可入京师，
那么附近储存的粮草就能运进京城，
和议亦不日可成矣”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
和议也就不用多久就能成功了！”皇帝知道他说得对但却不能实行。
二年三月，
二年三月，
以朝廷括粮恐失民心，
因为朝廷搜括民间的存粮，张行信害怕失去民心，
上书言“近日朝廷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计画军食，
便上书说“：近日朝廷命令知大兴府的胥鼎根据方便的办法筹划军粮，
鼎因奏许人纳粟买官。
胥鼎便奏请允许人们交粟米买官。
既又遣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括官民粮，
接着又派参知政事奥屯忠孝搜括官员和民众的粮食，
户存两月，
每户存粮两个月，
余悉令输官，
其他全部交给官府，
酧以爵级银钞。
用官爵品级银钱来作为报酬。
时有粟者或先具数於鼎，
当时有粟米的人有的已经报数字给了胥鼎，
未及入官。
但还没来得及送到官府。
忠孝复欲多得以明己功，
奥屯忠孝想多搜粮食来表明自己功劳大，
凡鼎所籍者不除其数，
凡是胥鼎已经记载上的数字他也不扣除，
民甚苦之。
民众甚为痛苦。
今米价踊贵，
如今米价飞涨，
无所从籴，
无处可购，
民粮止两月又夺之，
民众所存的两月粮食又被夺走，
将不独归咎有司，
他们将不单归罪于有关方面，
亦怨朝廷不察也。
也要埋怨朝廷没有明察。
大兵在迩，
大兵已经压境，
人方危惧，
人人已觉危险，
若复无聊，
如果再干这种不该干的事，
或生他变，
只怕会发生其他变故，
则所得不偿所损矣”上深善其言，
那就得不偿失了！”皇帝十分赞同他的话，
即命与近臣往审处焉。
当即命令近臣前往审视并加以处置。
仍谕忠孝曰“极知卿尽心於公，
皇帝对奥屯忠孝说“：我已深知你尽心国事，
然国家本欲得粮，
但国家目的是要得到一部分粮食，
今既得矣，
如今粮已获得，
姑从人便可也”四月，
就暂且让民众自行安排吧！”四月，
迁山东东路按察使，
任命张行信为山东东路按察使，
兼转运使，
兼转运使，
仍权本路宣抚副使。
仍代理本路宣抚副使。
将行，
他将要离京时，
求入见，
请求入见皇帝，
上御便殿见之。
皇帝在便殿接见了他。他上奏说：
奏曰“臣伏见奥屯忠孝饰诈不忠，
“我观察奥屯忠孝这个人虚伪不忠，
临事惨刻，
遇事惨毒残酷，
与胡沙虎为党”历数其罪，
和胡沙虎是同党。”他历数奥屯忠孝的罪状，
且曰“无事时犹不容一相非才，
并且说：“平时无事还容不得一位宰相是没有才干的，
况今多故，
何况如今正是多事之秋，
可使斯人与政乎。
能够让这样的人参政吗？
愿即罢之”上曰“朕始即位，
希望能立即罢免他。”皇帝说：“我刚即位，
进退大臣自当以礼，
选用和罢免大臣应当合乎礼节，
卿语其亲知，
你可以告诉他的亲信，
讽令求去可也”行信以告右司郎中把胡鲁白忠孝，
转劝他辞去就行了。”张行信便告诉了右司郎中把胡鲁让他转告奥屯忠孝，
忠孝不恤也。
忠孝却不在乎。
三年二月，
三年二月，
改安武军节度使，
改任安武军节度使，
兼冀州管内观察使。
兼冀州管内观察使。
始至，
刚到任，
即上书言四事，
便上书奏四件事，
其一曰“杨安儿贼党旦暮成擒，
其一是说：“杨安儿贼党早晚就可以抓获，
盖不足虑。
不须忧虑。
今日之急，
今日急务，
惟在收人心而已。
在于收用民心而已。
向者官军讨赋，
以前官军讨贼，
不分善恶，
不分好坏，
一概诛夷，
一概杀掉，
劫其资产，
抢劫财产，
掠其妇女，
掳掠妇女，
重使居民疑畏，
这就更让居民怀疑和害怕，
逃聚山林。
逃走聚集山林。
今宜明敕有司，
如今应当明令有关方面，
严为约束，
严加管制，
毋令劫掠平民。
不让劫掠平民百姓。
如此则百姓无不安之心，
这样百姓安心，
奸人诳胁之计不行，
坏人的诈骗和威胁就不起作用，
其势渐消矣”其二曰“自兵乱之后，
他们的实力就大减。”其二说“：自从兵乱之后，
郡县官豪，
郡县官吏豪族，
多能纠集义徒，
大多能够纠集义兵，
摧击土寇，
攻打土匪，
朝廷虽授以本处职任，
朝廷虽然委任他们本地的职务，
未几遣人代之。
但不久又派人代任。
夫旧者人所素服，
那些旧官员是当地民众所一向信服的，
新者未必皆才，
而新派去的人却未必有才干，
缓急之间，
危急之时，
启衅败事。
就会引起事端坏了大事。
自今郡县阙员，
从今以后，郡县缺少官员，
乞令尚书省选人拟注。
请让尚书省在选人时特别注意，
其旧官，
原官吏能使民众感到方便和安定的，
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
就让他们延长任期，
如资级未及，
如果因为资格品级不够，
令摄其职，
就先让他们代理，
待有功则正授。
等有功绩以后授予正职，
庶几人尽其才，
这样才能人尽其才，
事易以立”其三曰“掌军官敢进战者十无一二，
事情也就容易成功。”其三说“：目前掌管军队的将官勇敢善战的十人中没有一两个，
其或有之，
如有敢于作战的人，
即当责以立功，
就应当督责他们建立功勋，
不宜更授他职”其四曰“山东军储皆鬻爵所获，
不应当任命他们担任其他职务。”其四说“：山东的军需物资都是出卖爵位获得的，
及或持敕牒求仕，
可是当这些人带着证书请求任职时，
选曹以等级有不当鬻者往往驳退。
选用官员的选曹往往以有的等级不应当出卖为理由来驳回他们。
夫鬻所不当，
卖爵位不合适，
有司罪也，
这是有关方面的罪责，
彼何责焉。
他们个人有什么责任？
况海岱重地，
况且山东为海岱重地，
群寇未平，
群寇尚未讨平，
田野无所收，
田地无所收获，
仓廪无所积，
仓库毫无积蓄，
一旦军饷不给，
一旦军饷不足，
复欲鬻爵，
要再卖给爵位，
其谁信之”朝廷多用其议。
还有谁肯相信？”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意见。
八月，
八月，
召为吏部尚书。
召回任吏部尚书。
九月，
九月，
改户部尚书。
改任户部尚书。
十二月，
十二月，
转礼部尚书，
转任礼部尚书，
兼同修国史。
兼同修国史。
四年二月，
四年二月，
为太子少保，
任太子少保，
兼前职。
兼以前的职务。
时尚书省奏“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言，
这时，尚书省上奏说：“辽东宣抚副使完颜海奴进言，
参议官王浍尝言，
参议官王浍曾说，
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
本朝是高辛氏、黄帝的后裔。
昔汉祖陶唐，
原来汉代始祖陶唐氏，
唐祖老子，
唐朝先祖老子，
皆为立庙。
都被立庙祭祀。
我朝迄今百年，
我朝至今已有百年，
不为黄帝立庙，
不替黄帝立庙，
无乃愧於汉、唐乎”又云“本朝初兴，
岂不是有愧于汉、唐吗？”又说：“本朝刚刚开始兴盛时，
旗帜尚赤，
旗帜为赤色，
其为火德明矣。
这是因火德而兴是很清楚的。
主德之祀，
主德的祭祀，
阙而不讲，
缺而不论，
亦非礼经重祭祀之意。
也不合礼经里重祭祀的意思。
臣闻於浍者如此，
这是我听王浍所说的，
乞朝廷议其事”诏问有司，
请朝廷商议这件事。”皇帝诏问有关部门。
行信奏曰“按《始祖实录》止称自高丽而来，
张行信奏道：“查《始祖实录》，只说是从高丽而来，
未闻出於高辛。
并没有听说出于高辛氏。
今所据欲立黄帝庙，
如今据其所说要建黄帝庙，
黄帝高辛之祖，
黄帝为高辛氏的祖先，
借曰绍之，
借以绍继，
当为木德，
那就应当是木德，
今乃言火德，
而今却说是火德，
亦何谓也。
又从何而言呢？
况国初太祖有训，
况且建国初期太祖有遗训，
因完颜部多尚白，
因为完颜部崇尚白色，
又取金之不变，
又取金之不变色，
乃以大金为国号，
便以大金为国号，
未尝议及德运。
并没有议及德运的问题。
近章宗朝始集百僚议之，
近至章宗才聚集百官商议，
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
而以继承被灭的宋国之后，
定为土德，
定为土德，
以告宗庙而诏天下焉。
并用以告祭宗庙诏示于天下了。
顾浍所言特狂妄者耳”上是之。
可见王浍所说是狂妄无知。”皇帝赞同他的看法。
八月，
八月，
上将祔享太庙，
皇帝准备祭祀太庙，
诏依世宗十六拜之礼。
下诏依照世宗所定的十六拜的礼仪。
行信与礼官参定仪注，
张行信和礼官们一起参议确定了礼仪的制度，
上言宜从四十四拜之礼，
上奏说应当采用四十四拜的礼节，
上嘉纳焉，
皇帝表示赞赏，
语在《礼志》。
奏言记在《礼志》中。
祭毕，
祭完，
赐行信宝券二万贯、重币下端，
赐给张行信宝券二万贯、彩锦十端，并对他说：
谕之曰“太庙拜礼，
“太庙拜礼，
朕初欲依世宗所行，
我原想依照世宗时的实行的，
卿进奏章，
您所进的奏章，
备述随室读祝，
详细叙述了各室宣读祭文的情况，
殊为中理。
十分有理。
向非卿言，
如果不是你进言，
朕几失之，
我差点失礼了，
故特以是旌赏，
所以特别奖赏你。从今以后，
自今每事更宜尽心”是年十二月，
各事更应当尽心。”当年十二月，
行信以父暐卒，去官。
张行信因父亲张日韦去世而离职。
兴定元年三月，
兴定元年(1217)三月，
起复旧职，
起任恢复旧职，
权参知政事。
代理参知政事。
六月，
六月，
真拜参知政事。
正式拜任参知政事。
时高琪为相，
当时高琪当丞相，
专权用事，
专权用事，
恶不附己者，
恨那些不依附他的人。
衣冠之士，动遭窘辱，
衣冠士人动则遭他侮辱，
惟行信屡引旧制力抵其非。
唯独张行信多次引用旧制尽力反对他的胡作非为。
会宋兵侵境，
适值宋兵入侵边境，
朝廷议遣使详问，
朝廷商议派使者前去详问原因。
高琪等以为失体，
高琪等人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情，
行信独上疏曰“今以遣使为不当，
唯独张行信上奏疏说：“如今有人认为派使者不合适，
臣切惑之。
我十分疑惑。
议者不过曰：
评议人的理由不过是说：
遣使则为先示弱，
‘派使者就是先表示软弱，
其或不报，
对方或者不回话，
报而不逊，
或者回话了却不逊，
则愈失国体。
这样就更加丧失国家的体面。
臣独以为不然。
’我独不以为然。
彼幸吾衅隙，
对方乘我方有机可乘前来挑衅，
数肆侵掠，
几次大肆入侵掳掠，
边臣以兵却之复来，
边臣用兵打退了以后又重来，
我大国不责以辞而敌以兵，
我方作为大国不以言辞责问而用兵对抗，
兹非示弱乎。
难道就不是示弱吗？
至於问而不报，
至于责问之后不回报，
报而不逊，
或回报却出言不逊，
曲自在彼，
理屈就在于对方，
何损於我。
对我有何损害？
昔大定之初，
过去在大定初年，
彼尝犯顺，
对方曾经不肯顺从，
世宗虽遣丞相乌者行省於汴，
世宗虽然派遣丞相乌者到汴京设立行省，
实令元帅撒合辇先为辞诘之，
实际上又命令元帅撒合辇先以言辞责问，
彼遂伏罪。
对方便表示伏罪。
其后宋主夺取国书，
后来宋国国君夺去国书，
朝廷复欲加兵，
朝廷又准备派兵问罪，
丞相娄室独以为不可，
丞相娄室独自认为不行，
及刑部尚书梁肃衔命以往，
当刑部尚书梁肃奉命前去时，
寻亦屈焉。
不久对方也就屈服了。
在章宗时，
在章宗时期，
猖狂最甚，
是最为猖狂的，
犹先理问而后用兵。
尚且先以理责问然后用兵。
然则遣使详问正国家故事，
可见派使者详问正是国家的惯例，
何失体之有。
有什么失国体可言？
且国步多艰，
况且目前国家多难，
戍兵滋久，
戍兵为时已久，
不思所以休息之，
不想法让他们休息，
如民力何。
怎么取得民力？
臣书生无甚高论，
我是一个书生没有什么高明的办法，
然事当机会，
但办事应当珍惜机会，
不敢不罄其愚，
不敢不竭力陈述自己愚暗的想法，
惟陛下察之”上复令尚书省议，
请陛下明察。”皇帝又让尚书省商议，
高琪等奏“行信所言固遵旧制，
高琪等奏道：“张行信所说，固然是遵循旧例，
然今日之事与昔不同”诏姑待之。
但今天的事情和过去不同。”皇帝下诏让暂时等一下。后来，
已而高汝砺亦上言先遣使不便，
高汝砺也上奏说先派使者不合适，
议遂寝，
这个动议便停止了，
语在汝砺传。
高汝砺的话记在《汝砺传》中。
时监察御史多被的决，
当时监察御史多被判罪，
行信乃上言曰“大定间，
张行信便上奏道“：大定年间，
监察坐罪大抵收赎，
监察御史有罪大抵收取赎罪费，
或至夺俸，
或者夺去俸禄，
重则外降而已，
重的降任外地职务而已，
间有的决者，皆有为而然。
偶尔有被判决的也是有其他原因才这样。
当时执政程辉已尝面论其非是，
当时的辅政大臣程辉已经当面争议认为是不适当的。
又有敕旨，
朝廷又有旨意，
监察职主弹劾，
监察的职务主要是弹劾官员，
而或看循者，
看他们是否守法，
非谓凡失察皆然也。
并非凡失察的都是这样。
近日无问事之大小、情之轻重，
近来也不问事情的大小、情节的轻重，
一概的决，
一概判决，
以为大定故实、先朝明训，
认为是大定以来的规矩，先朝的明训，
过矣”於是诏尚书省更定监察罪名制。
太过分了。”于是，诏令尚书省重新确定监察的罪名制度。
史馆修《章宗实录》，
史馆编修《章宗实录》，
尚书省奏“旧制，
尚书省奏道：“旧规定，
凡修史，
凡修史，
宰相执政皆预焉。
宰相和辅政大臣都参预。
然女直、汉人各一员。
但由女真和汉人各出一人。
崇庆中，
崇庆年间，
既以参知政事梁絪兼之，
既由参知政事梁王堂兼管，
复命翰林承旨张行简同事，
又让翰林承旨张行简同管，
盖行简家学相传，
这是因为张行简家学相传，
多所考据。
多有考据。
今修《章宗实录》，
如今修《章宗实录》，
左丞汝砺已充兼修，
左丞高汝砺已充当兼修官，
宜令参知政事行信同修如行简例”制可。
应当让参知政事张行信同修，如同张行简的时候一样。”皇帝批准。
二年二月，
二年二月，
出为彰化军节度使，
出任彰化军节度使，
兼泾州管内观察使，
兼泾州管内观察使，皇帝对他说：
谕之曰“初，
“当初，
朕以朝臣多称卿才，
我因为朝臣们大多称赞你的才能，
乃令参决机务。
因此让你参预机要大事。
而廷议之际，
可是你在朝廷商议时，
每不据正，
总是不按正道，
妄为异同，
乱提异议，
甚非为相之道。
很不合为相之道。
复闻迩来殊不以干当为意，
又听说你近来不把正经事情放在心上，
岂欲求散地故耶。
莫非是想分裂土地的缘故吗？
今授此职，
如今任命你这个职务，
卿宜悉之”初，
你应当知道原因。”起初，
内族合周避敌不击，
皇族的合周逃避敌军不敢出击，
且诡言密奉朝旨，
并且假称是秘密收到朝廷的旨意，
下狱当诛。
被逮捕入狱以罪该杀。
诸皇族多抗表乞从末减，
众皇族都上奏章表示不同意见，并请求赦免，但皇帝不从，
高琪以为自古犯法无告免者，
高琪认为自古以来犯了法没有因哀告而免除的。
行信独曰“事无古今，
张行信却说“：事不论古或今。
但合周平昔忠孝，
不过合周平时一向忠孝，
或可以免”又以行信族弟行贞居山东，
也许可以宽免他。”又因当时张行信的族弟张行贞居住在山东，
受红袄贼伪命，
接受了红袄贼的任命，
枢密院得宋人书，
枢密院收到宋国来书，
有干涉行信事，
其中有牵涉到张行信的事情，
故出之。
所以让他离开朝廷。
其子莒，
张行信的儿子张莒，
时为尚书省令史，
当时任尚书省令史，
亦命别加注授焉。
朝廷也让另行任用。
初，
起初，
行信言“今法，
张行信进言说：“依今日的法令，
职官论罪，
官员犯罪，
多从的决。
多依照法律判决。
伏见大定间世宗敕旨，
我见大定年间世宗下旨，
职官犯故违圣旨，
官员犯有故意违反圣旨的罪，
徒年、杖数并的决。
徒刑、杖责并判决。
然其后三十余年，
可是在以后的三十多年间，
有司论罪，
有关部门定罪，
未尝引用，
都不曾引用，
盖非经久为例之事也。
这也不是经久而成惯例之事，
乞详定之”行信既出，
请详加论定。”张行信离开朝廷以后，
上以其章付尚书省。
皇帝将这份奏章交给尚书省。
至是，
这时，
宰臣奏“自今违奏条之所指挥、及诸条格，
宰辅们上奏说“：从今以后，凡因违犯所奏条款所指明各项规定的，
当坐违制旨者，
应当判为违背皇帝圣旨罪的，
其徒年、杖数论赎可也。
他们判徒刑年限，责打的次数可允许赎罪。
特奉诏旨违者，
特别送去了诏令圣旨而故意违背的，
依大定例”制可。
依照大定年间的条例执行。”皇帝批示同意。
行信去未久，
张行信离开朝廷不久，
上尝谕宰臣曰“自张行信降黜，
皇帝曾经对宰臣们说“：自从张行信被降职之后，
卿等遂缄默，
你们便闭口不说话了，
此殊非是。
这极不应该。
行信事，
张行信的事情，
卿等具知，
你们都是很清楚的，
岂以言之故耶。
哪里是因为进言的缘故？
自今宜各尽言，
从今以后应当言无不尽，
毋复畏忌”
不要有所畏忌。”
行信始至泾，
张行信刚到泾州，
即上书曰“马者甲兵之本，
立即上书说：“马匹是军队的根本，
方军旅未息，
如今战事不止，
马政不可缓也。
马匹不可延缓办理。
臣自到泾，
我自到泾州，
闻陕右豪民多市於河州，
听说陕西的豪强大都去河州买马，
转入内地，
转卖到内地，
利盖百倍。
获利百倍。
及见省差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市於洮州，
当见到省里派去的买马官平凉府判官乌古论桓端到洮州买马时，
以银百铤几得马千疋，
用百铤的银子买到近千匹马，
云生羌木波诸部蕃族人户畜牧甚广。
他说在生羌、木波各部，蕃族人家养了许多马。
盖前所遣官或抑其直，
以前由于派去的官员或者故意压价，
或以势陵夺，
或者仗势抢夺，
遂失其和，
因而产生不和，
且常患银少，
而且常受到银子少的限制，
所以不能多得也。
所以难以多得。
又闻蕃地今秋薄收，
又听说蕃地今年秋收不好，
鬻马得银辄以易粟。
需卖马得银买粟米。
冬春之交必艰食，
冬春之际肯定缺少食物，
马价甚低。
马价很低，
乞令所司辇银粟於洮、河等州，
请让有关方面运银和粟米到洮、河等州，
选委知蕃情、达时变如桓端者贸易之。
选派熟悉蕃邦情形，通达而能随机应变的像桓端这样的人去购买和交换。
若捐银万两，
如果用银万两，
可得良马千疋，
就可以得到良马千匹，
机会不可失，
机不可失，
惟朝廷亟图之”
请朝廷尽快考虑。”
又曰“此者沿边战士有功，
他又说：“近来沿边的将士们立功，
朝廷遗使宣谕，
朝廷派使者前去宣旨，
赐以官赏，
赐给官爵，
莫不感戴圣恩，
他们无不感激皇恩，
愿出死力，
愿出死力报国，
此诚得激劝之方也。
这也是激励他们的好方法。可是，
然赠遗使者或马或金，
他们赠送使者的或者马匹，或是金钱，
习以为常，
成为惯例了，
臣所未谕也。
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
大定间，
大定年间，
尝立送宣礼，
曾经制定送给宣读圣旨的使者礼品时，
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数，
凡五品以上官员都有规定的数目，
后竟停罢。
后来竟然废止了。
况今时务与昔不同，
何况目前时局和过去不同，
而六品以下及止迁散官者，亦不免馈献，
而那些受封为六品以下以及只是散官的人也免不了送礼，
或莫能办，
有的没法备办礼物，
则敛所部以应之，
便向部下收取来应付，
至有因而获罪者。
甚至有人因此犯了罪。
彼军士效死立功，
那些将士们拼命立功，
仅蒙恩赏，
朝廷刚给予赏赐官爵，
而反以馈献为苦，
而他们又要因送礼物而发愁，
是岂朝廷之意哉。
这哪里是朝廷的本意？
乞令有司依大定例，
请令有关方面依照大定年间规定，
参以时务，
参考目前时局，
明立等夷，
明确规定数目一律等同，
使取予有限，
让他们收受之间有限度，
无伤大体，
这样无伤大体，
则上下两得矣”
而上下齐美了！”
又曰“近闻保举县令，
又说：“近来听说保举县令，
特增其俸，
特别增加他们的俸禄，
此朝廷为民之善意也。
这也是朝廷对民众的善意。
然自关以西，
然而从潼关以西，
尚未有到任者，
至今还没有到任的，
远方之民不能无望。
远方的民众不能总是没有指望，
岂举者犹寡，
难道是举荐的人数少，
而有所不敷耶。
因而不足吗？
乞诏内外职事官，
请诏令内外官员，
益广选举，
增大选举范围，
以补其阙，
以补其缺，
使天下均受其赐。
让天下人都得到好处。
且丞、簿、尉亦皆亲民，
况且县丞、主簿、县尉也都是接近民众之官，
而独不增俸，
却独不增加俸禄，
彼既不足以自给，
他们既然不够自给自足，
安能禁其侵牟乎。
又怎么能禁止他们侵占和牟利呢？
或谓国用方阙，
有人认为国家经费正紧张，
不宜虚费，
不应当乱花钱，
是大不然。
这是很不对的。
夫重吏禄者，
给官吏俸禄丰厚，
固使之不扰民也，
正是要让他们不侵扰民众，
民安则国定，
民众安宁国家就安定，
岂为虚费。
怎么是乱花钱？
诚能裁减冗食，
假如能够裁减那些机构中无事无用的官员，
不养无用之人，
不养那些毫无用处的人，
亦何患乎不足。
又何必担心费用不足？
今一军充役，
如今一个人当兵，
举家廪给，
全家都由国家供给，
军既物故，
军人死亡后，
给其子弟，
又供给他的子弟，
感悦士心，
以激励军心，
为国尽力耳。
为国尽力。
至於无男丁而其妻女犹给之，
至于没有男丁的家庭，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仍然供给，
此何谓耶。
这是什么原因？
自大驾南巡，
自从皇帝车驾南巡以来，
存赡者已数年，
已负担几年了，
张颐待哺，
都张着嘴等吃饭，
以困农民。
农民就要受困。
国家粮储，常患不及，
国家时常担心存粮不足，
顾乃久养此老幼数千万口，
这也是因为赡养这些老幼几千万人，
冗食虚费，
多人求食，
正在是耳。
白费的金钱也正在于此。
如即罢之，
如果立即停止供应，
恐其失所，
恐怕流离失所，
宜限以岁月，
但应当规定时间，
使自为计，
让他们各自想办法，
至期而罢，
到规定期限便停止供应，
复将何辞”上多采纳焉。
他们又有什么可说。”皇帝大多采纳他的意见。
元光元年正月，
迁保大军节度使，
兼鄜州管内观察使。
二月，
改静难军节度使，
兼邠州管内观察使。
未几，
致仕。
哀宗即位，
征用旧人，
起为尚书左丞。
言事稍不及前，
人望颇减。
寻复致仕家居，
惟以抄书教子孙为事，
葺园池汴城东，
筑亭号“静隐”，
时时与侯挚辈游咏其间。
正大八年二月乙丑，
薨於嵩山崇福宫，
年六十有九。
初游嵩山，
尝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终於此。
为人纯正真率，
不事修饰，
虽两登相位，
殆若无官然。
遇事辄发，
无所畏避，
每奏事上前，
旁人为动色，
行信处之坦如也。
及薨之日，
虽平昔甚媢忌者，
亦曰正人亡矣。
初至汴，
父暐以御史大夫致仕，
犹康健，
兄行简为翰林学士承旨，
行信为礼部尚书，
诸子侄多中第居官，
当世未之有也。
史臣总评
赞曰：
高汝砺禔身清慎，
练达事宜，
久居相位，
虽为大夫士所鄙，
而人主宠遇不衰。
张行信砺志謇谔，
言无避忌，
然一簉政途，
便多坎壈，
及其再用，
论事稍不及前，
岂以汝砺为真可法耶。
宣宗伐宋，
本非万全之策，
行信谏，
汝砺不谏，
又沮和议。
胡沙虎之恶未著，
行信两疏击之。
汝砺与高琪共事，
人疑其党附。
优劣可概见於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