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礼义与世道变迁
率性而行谓之道，
遵循天性而行叫做道，
得其天性谓之德。
得到这种天性叫做德。
性失然后贵仁，
天性丧失以后才崇尚仁，
道失然后贵义。
道丧失以后才崇尚义。
是故仁义立而道德迁矣，
所以仁义树立起来也就说明道德蜕化。
礼乐饰则纯朴散矣，
礼乐制定施行也就说明纯朴散逸；
是非形则百姓眩矣，
是非显示反而使百姓迷惑，
珠玉尊则天下争矣。
珠玉尊贵起来致使人们为之互相争夺。所以说，
凡此四者，
仁义、礼乐、是非、珠玉这四者的产生，
衰世之造也，
说明世道衰落，
末世之用也。
是末世所利用的东西。
夫礼者所以别尊卑，异贵贱；
礼原本是用来区别尊卑、分别贵贱的；
义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际也。
义原本是用来协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间关系的。
今世之为礼者，
但今天讲礼节的人，
恭敬而忮；
外表恭敬而内心嫉恨；
为义者，
讲义理的人，
布施而德。
施舍他人却希望得到回报。
臣以相非，
君臣之间互相非难，
骨肉以生怨，
骨肉之间互相怨恨，
则失礼义之本也，
这样就失去了原本提倡礼义的目的和意义，
故搆而多责。
反而使人们因结怨而互相责难。
夫水积则生相食之鱼，
水积聚得深广就会产生能互相吞食的大鱼，
土积则生自宂之兽，
土堆积成山则会产生互相伤残的猛兽，
礼义饰则生伪匿之本。
礼义的制定和施行则会产生伪善君子。
夫吹灰而欲无眯，
尘土飞扬、灰尘蒙脸却不想眯眼，
涉水而欲无濡，
过河涉水却不想打湿脚，
不可得也。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古者，
远古时代，
民童蒙不知东西，
人们混沌幼稚不知“东南西北”，
貌不羡乎情，
憨厚质朴无虚伪表情，
而言不溢乎行，
言词诚实而不夸夸其谈。
其衣致暖而无文，
他们衣着朴素只求保暖，
其兵戈铢而无刃，
兵器迟钝无需开口，
其歌乐而无转，
歌谣直抒欢乐不用婉转修饰，
其哭哀而无声，
哭泣只为表达悲哀故无需故意放声。
凿井而饮，
他们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耕田而食。
无所施其美，
大家无需用美物来互相赠送以笼络感情，
亦不求得。
也不想从别人那里得到馈赠。
亲戚不相毁誉，
亲戚间不互相毁谤也不互相赞誉，
朋友不相怨德。
朋友间不互相怨恨也不互相感恩。
及至礼义之生，
但一到礼义产生，
货材之贵，
有了货物财产的价值观念后，
而诈伪萌兴，
这欺诈伪善就产生了，
非誉相纷，
诋毁赞誉就纷纷兴起，
怨德并行，
怨恨感恩就结伴而行了，
于是乃有曾参孝已之美，
于是也就有了曾参和孝己的所谓“美德”，
而生盗跖、庄蹻之邪。
也就产生了盗跖、庄的所谓“邪恶”。
故有大路龙旂，
所以是，
羽盖垂緌，结驷连骑，
有了绣龙、垂缨伞盖的大车和结驷连骑的马车，
则必有穿窬拊楗、逾备之奸；
也就有了翻越墙壁、撬门入室、盗墓翻墙的偷窃奸恶行为；
有诡文繁绣，弱緆罗纨，
有了穿锦绣衣服的人，
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
也就必定有了衣冠破烂不堪的人。
故绣高下之相倾也，短修之相形也，
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高低互相依存、长短互相形成的道理，
亦明矣。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治国策略与历史例证
夫虾蟆为鹑，
虾蟆变成鹌鹑，
水虿为鹑，
水虿变为蜻蜓，
皆生非其类，
这是不同类之间的变化。
唯圣人知其化。
也只有圣人知道这之间的变化的道理。
夫胡人见黂，
胡人看到粗麻，
不知其可以为布也。
不知道可用它来织布；
越人见毳，
越人见到毳毛，
不知其可以为旃也。
不知道可用它来制作毛毡。
故不通于物者，
所以不能通晓物性的人，
难与言化。
就很难和他来谈论变化。
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
以前姜太公吕望、周公姬旦分别受封后见了面，
太公问周公曰：
太公问周公：
“何以治鲁？”
“你打算怎样来治理鲁国？”
周公曰：
周公回答说：
“尊尊亲亲。”
“尊敬尊长，亲爱爱人。”
太公曰：
太公说：
“鲁从此弱矣！”
“鲁国从此要衰弱了。”
周公问太公曰：
周公问太公：
“何以治齐？”
“那你又打算怎样来治理齐国呢？”
太公曰：
太公说：
“举贤而上功。”
“我要举荐贤能，崇尚功绩。”
周公曰：
周公说：
“后世必有劫杀之君！”
“齐国后代一定有被篡夺弑杀的君主。”
其后齐日以大，
从那以后，齐国一天天强盛，
至于霸，
一直到齐桓公称霸，
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
传二十四代时国政被田氏篡夺；
鲁日以削，
而鲁国日益衰弱，
至三十二世而亡。
到三十四代亡国。
故《易》曰：
所以《易经》上说：
“履霜，
“踩在深秋的薄霜上，
坚冰至。”
便就知道结硬冰的寒冬就快到了。”
圣人之见终始微言。
圣人就是能从开头细微的迹象预见到事物发展的结果。所以，
故糟丘生乎象，
酒糟堆积成山肇始于用象牙为筷，
炮烙生乎热斗。
炮烙之刑肇始于用熨斗烙人。
子路撜溺而受牛谢，
子路救起溺水者而接受主人答谢的牛，
孔子曰：
孔子对此事评论说：
“鲁国必好救人于患。”
“鲁国一定会兴起助人为乐的好风气。”
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
子赣用钱财赎救出奴隶而不接受官府的钱财，
孔子曰：
孔子对此事评论说：
“鲁国不复赎人矣。”
“鲁国再也不会有自己掏钱财来赎救人的事了。”
子路受而劝德，
子路接受谢礼而能鼓励人们修养善德，
子赣让而止善，
子赣推辞赏钱却停止了人们行善。
孔子之明，
孔子之所以伟大，
以小知大，
是能从小处看到大处，
以近知远，
从近处看到远处，在这个意义上说，
通于论者也。
孔子真是一位通晓事理的圣人。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廉有所在，
廉洁也有它所适用的范围，
而不可公行也。
而不可不分场合机械地推行。
故行齐于俗，
所以上述讲到圣人行为要齐同当时当地的礼俗是有道理的，
可随也。
这样可以处事更随顺。同样，
事周于能，
圣人应按能力将事处理得更缜密一些，
易为也。
这样办事也可更容易些。反过来说，
矜伪以惑世，
如装出一副矜持、以虚伪的廉耻模样来欺惑世人，
伉行以违众，
行为上又自视清高、违背民俗，
圣人不以为民俗，
这些行为，圣人认为不是一种齐同习俗的行为。
广厦阔屋，连闼通房。
高大的大厦、开阔的房屋、相通相连的房，
人之所安也，
这是人们安居的地方，
鸟入之而忧。
但鸟儿飞入以后，就会感到忧虑不安；
高山险阻，深林丛薄，
高山、险阻、深林、草丛，
虎豹之所乐也，
这是虎和豹的乐园，
人入之而畏。
但人进入以后，
川谷通原，
就会产生畏惧；
积水重泉，
山涧湖泊、渊潭重泉，
鼋鼍之所便也，
这是鼋鼍自由翔游的地方，
人人之而死。
但人一旦跌入其中就会淹死；
《咸池》《承云》《九韶》《六英》，
《咸池》《承云》《九韶》《六英》，
人之所乐也，
这是人喜欢的乐曲，
鸟兽闻之而惊。
但鸟兽闻之就会受到惊吓而逃跑；
深溪峭岸，峻木寻枝，
深溪峭岸、大树长枝，
猨狖之所乐也，
这是猿猴喜欢的地方，
人上之而慄。
但人一旦攀登上去就会感到心惊肉跳。
形殊性诡，
这正是形殊性异，
所以为乐者乃所以为哀，
人类引以为快乐的，鸟兽则以为是哀悲的，
所 以为安者乃所以为危也。
鸟兽以为安全的，人类则认为是危险的。
乃至天地之所覆载，日月之所照誋，
好在上天覆盖、大地承载、日月照亮，
使各便其性，安其居，处其宜，
才使万物各便其性、各安其居、各处其宜、各为其能。
为其能。
所以，
故愚者有所修，
愚者也有他的长处，
智者有所不足。
智者也有他的不足；
柱不可以摘齿，
木柱是不可以用来剔牙的，
筐不可以持屋，
发簪是不可以用来撑屋的；
马不可以眼重，
马是不宜驭物的，
牛不可以追速，
牛是难以追速的；
铅不可以为刀，
铅不能用来铸刀，
铜不可以为弩，
铜不能用来制弩；
铁不可以为舟，
铁不能用来造船，
木不可以为釜，
木不能用来制锅。
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
这正好说明事物各有它所适宜的范围，只有将它们放在适宜的地方，才能发挥它们的有用性，
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
而在它们的有用性这点上来看，它们又是一致的。所以对物不能说长道短、厚此薄彼。
夫明镜便于照形，
明镜用来照人是再好也不过的，
其于以函食，
但将它放在甑里用以蒸食物，
不奴革，
其功效就不如炊箅；
牺牛粹毛宜于庙牲，
牺牛毛色纯一，用来作为祭祀的牺牲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于以致雨，
但用它来求雨，
不若黑蜧。
就不如神蛇了。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物无贵贱，
事物无所谓贵贱，
因其所贵而贵之，
如从它们的有用性、可珍贵这一点来断定它们的贵重，
物无不贵也；
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不是贵重的；
因其所贱而贱之，
如抓着它们的无用性、低贱性来判断它们的低贱，
物无不贱也。
那么就没有什么不是低贱的。
夫玉璞不厌厚，
对于玉璞，人们希望它越厚越好，
角(角乔)不厌薄，
对于角，人们希望它越薄越好；同样，
漆不厌黑，
对于漆，人们不会嫌它黑；
粉不厌白，
对于粉，人们不会嫌它白。
此四者相反也，
这四样东西，人们对它们的要求完全相反，
所急则均，
但当人们急需用到它们时，
其用一也。
就有用性来说又是一致、一样的。
今之裘与蓑孰急？
这就好比裘和蓑，对人来说哪一件更急需？这要看情形而定，
见雨则裘不用，
下雨了就用不上裘衣，
升堂则蓑不御，
而一进屋室就用不到蓑衣。
此代为常者也。
这是因为特殊的环境决定了它们的更替使用。
譬若舟、车、楯、肆、穷庐，故有所宜也。
这也就像船、车、楯、肆、穷庐本来就有它们所适宜的地方一样。
故老子曰 “不上贤”者，言不致鱼于木，沈鸟于渊。
所以《老子》说“不要崇尚贤能(即不要有意识创导某种东西)”的意思是说不要将鱼赶到树上、把鸟沉到深渊。
物性差异与因材施用
故尧之治天下也，
所以尧帝治理天下，
舜为司徒，
是任命舜为司徒，主管教化；
契为司马，
任命契为司马，主管军务；
禹为司空，
任命禹为司空，主管工程建筑；
后稷为大田师，
任命后稷为大田，主管农业；
奚仲为工。
任命奚仲为工师，掌管百工。
其导万民也，
尧帝就是这样，
水处者渔，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让住水边的从事渔业，
出处者木，
让住山林的从事林业伐木，
谷处者牧，
让住川谷的从事牧业，
陆处者农。
让住平原的从事农业。
地宜其事，
各种地方均有适合它的行业，
事宜其械，
各种行业又有适合它的器械工具，
械宜其用，
各种器械工具又均有它的适当用途，
用宜其人。
各种用途又有适合使用器械的人。
泽皋织网，
湖泽地区的人编织鱼网，捕鱼捉虾；
陵坂耕田，
丘陵地带的人耕种田地，生产衣食。
得以所有易所无，
这样就能用自己所有的物品去换回自己所没有的物品，
以所工易所拙，
用自己能够生产的物品去换回自己不会生产的物品。
是故离叛者寡，
因此，
而听从者众。
离叛的人少而听从的人多。
譬若播棋丸于地，
这就好像将棋子和弹丸倒撒在地上，
员者走泽，
圆形的滚入低洼处，
方者处高，
方形的停留在高处，
各从其所安，
它们各自有了自己的适宜安稳归宿，
夫有何上下焉！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
若风之遇箫，
如同疾风吹过箫管，
忽然感之，
忽然振动空气，
各以清浊应矣。
使长短不一的竹管发出高低、清浊不同的乐音。
夫猨狖得茂木，
那猿猴得到一片茂密的树林，
不舍而穴；
就不愿舍弃而去打洞；
狟狢得埵防，
貉与豪猪有了在堤防上挖的洞穴，
弗去而缘。
就不愿离开再去攀援树木筑巢建窝。
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邻国相望，
万物都不会避开对自己有利的、而去接受对自己有害的东西。
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诸侯之境，车轨不结千里之外者，
所以会有邻国居民互相张望、鸡犬之声相闻、足迹无须踏进邻国、车辆不必达到千里、人民各自按本性舒适生活的状况。
皆各得其所安。故乱国若盛，
所以混乱的国家好像很兴盛，
治国若虚，
政治安宁的国家好像很空荡；
亡国若不足，
将灭亡的国家总感不足，
存国若有余。
长存的国家总觉得有余。空空荡荡，
虚者非无人也，
并不是人烟稀少，
皆守其职也；
而是人们都在各自持守着他们的本职；
盛者非多人也，
兴盛热闹，并不是人丁兴旺，
皆徼于末也；
而是人们都在离开本职追求末业。
有余者非多财也，
觉得有余，并不是财富特别多，
欲节事寡也；
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有限和节制，浪费的事也很少发生；
不足者非无货也，
感到不足，并不是说国家财物匮乏，而是人们的欲望相当大且无法控制，
民躁而费多也。
浪费的事也经常发生。
故先王之法籍，
所以先王的法典，
非所作也，
并不是他们凭主观创造出来的，
其所因也。
而是他们因循事物的规律制定出来的；
其禁诛，
他们的禁止、惩罚的措施，
非所为也，
也不是任意编造的，
其所守也。
而是在严格遵守某种客观实际而设定的。
万物的生存发展，
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
不在于万物本身，
以睦；
而取决于土地；
治睦者不以睦，
而治理土地又不在于土地本身，
以人；
而取决于人；
治人者不以人，
同样治理人本身不在于人，
以君；
而在于君王；
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君王要调治的是欲念，
治欲者不以欲，
而摒弃欲念不在于消极地压制欲念，
以性；
是在于对性情的修养；
治性 者不于性，
修养性情不限于性情本身，
以德；
而是想达到“德”的要求和境地；
治德者不以德，
达到“德”的境地还不是最高的境界，
以道。
能与道体融合才是最好最高的境地。
原人之性，
追究一下人性的发展变化，可以知道，
芜秽而不得清明者，
人性变得杂乱污浊而不清净洁明，
物或堁之也。
是在于受到外界灰尘的污蒙。
羌氐僰翟，
羌、氐、僰、翟，
婴儿生皆同声，
他们生出的婴儿哭声相同，
及其长也，
但等到他们长大以后，
虽重象狄騠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
只能通过翻译才能互相通话，
今三月婴儿生而徙国，
离开翻译就不能沟通，
则不能知其故俗。
这是由于他们从小受的教养和习俗的不同。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衣服礼俗者，
衣饰礼仪风俗，
非人之性也，
不是人生而有之的，
所受于外也。
而是接受外界的影响后形成的。
夫竹之性浮，
竹子的特性是能浮于水面，
残以为牒，
但一旦被砍削成竹简，
束而投之水则沉，
捆成一束扔入水中，就会沉下去，
失其休也。
这是因为经过砍削破坏了竹子中空的特性。
金之性沉，
金属物入水便沉，
托之于舟上则浮，
但将它们放在船上，有船依托就会随船飘浮水面，
势有所支也。
这是因为金属物有了船的依托所致。
夫素之质白，
原本洁白的绢绸，
染之以涅则黑，
用涅染过便变黑，
缣之性黄，
原本黄色的绢绸，
染之以丹则赤。
用朱砂一染就变成了红色。
人之性无邪，
人的本性本来清正无邪，
久湛于俗则易。
但长期处于坏的习俗中就会濡染而改变，
易而忘本，
一旦改变也就遗忘掉了原本的本性，
合于若性。
反而能和他周围的人群合拍了。所以说，
故日月欲明，
日月总是想发光明的，
浮云盖之；
但浮云遮盖了它；
河水欲清，
河水原本应是清澈的，
沙石秽之；
但泥沙污浊了它；
人性欲平，
人的天性应是平和的，
嗜欲害之。
但欲念扰乱了它。
惟圣人能遗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
正因为这样，只有圣人能抛开外物的诱惑而归回到原本平和的本性。
不知东西，
乘船夜航迷失方向而不辨东西南北，
见斗极则寤矣。
在看到了北斗星和北极星后才醒悟。
夫性，亦人之斗极也，
这人的平和淡泊的本性是人心中的北斗星和北极星。
有以自见也，
能够发现自己的平和 淡泊本性，
则不失物之情，
就不会丧失事物的常情和常理；
无以自见，
不能发现自己的平和淡泊本性，
则动而惑营。
就会在外 物的诱惑下迷乱。
譬若陇西之游，
就好像陇西之游，
愈躁沉。
越急躁越沉重。
孔子谓颜回曰：
孔子对颜回说：
“吾服汝也忘，
“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
而汝服于我也亦忘。
我也要忘掉。
虽然，
虽然如此，
汝虽忘乎，
你忘掉以前的我，
吾犹有不忘者存。”
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精神保存着呢！”
孔子知其本也。
这说明孔子是一个懂得返归根本之“道”的人。
夫纵欲而失性，
如果放纵贪欲而丧失本性，
动未尝正也，
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
以治身则危，
用这种贪欲来修养心性就更危险，
以治国则乱，
用这种贪欲来治国就会乱套，
以入军则破。
用这种贪欲来治军就会失败。
是故 不闻道者，
所以不懂“道”的人，
无以反性。
是没办法返归本性的。
是非相对与道术本质
故古之圣王，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道体本性，
能得诸己，
因此能做到有令即行，
故令行禁止，
有禁即止，
中传后世，
名声留传后世，
德施四海。
德泽遍及四海。
是故凡将举事，
所以凡办事处事，
必先平意清神。
一定先要平心静气。
神清意平，
只有平心静气才能正确处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按印泥一样，
物乃可正。
按端正了，
若玺之抑植，
留下的图形是正的，
正与之正，
按邪歪了，
倾与之倾。
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所以，
故尧之举舜也，
尧举荐舜，
决之于目；
取决于尧用眼睛对舜的观察，
桓公之取宁戚也，
齐桓公任用宁戚，
断之于耳而已矣。
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倾听。
为是释术数而任耳目，
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出可以抛弃术数只凭耳目就能判断事物的是与非，
其乱必甚矣。
那么就一定会出大乱子。
夫耳目之可以断也，反情性也。
要知道凭耳目能对事物作出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道体本性。
听失于诽誉而目淫于采色，
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眼睛沉溺于五颜六色，
而欲得事正则难矣。
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
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
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欢歌也会流泪哭泣；
载乐者见哭者而笑，
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高兴。
哀可乐者、笑可哀者，
面对欢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高兴，
载使然也。
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感情使他这样子。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出，
是故贵虚。
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
故水击则波兴，
所以是水流激荡就兴起波浪，
气乱则智昏。
神气惑乱就会头脑昏庸，
智昏不可以为政，
头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
波水不可以为平。
这就像动荡的水不能做水准一 样。
故圣王执一而勿失，
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道体”根本而不丧失，
万物之情既矣，
于是万事万物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
四夷九州服矣。
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
夫一者至贵，
这说明这一“道体”根本是何等地珍贵啊！
无适于天下。
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
圣人托于无适，
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
故民命系矣。
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
为仁者必以哀乐论之，为义者必以取予明之。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
目所见不过十里，
眼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
而欲遍照海内之民，
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
哀乐弗能给也。
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
无天下之委财，
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
而欲遍赡万民，
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
利不能足也。
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
且喜怒哀乐，
况且喜怒哀乐之情，
有感而自然者也。
都是人们有了感触才自然形成和流露出来的。
故哭之发于口，涕之出于目，
所以哭声发之于口、泪水出之于眼，
此皆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
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部的表现，
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寻也，
这就好比水往低处流，烟往上边冒一样，
夫有孰推之者！
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
故强哭者虽病不哀，
所以勉强哭的人，即使哭得精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
强亲者虽笑不和，
勉强做出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
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
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出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
故厘负羁之壶餐，愈于晋献公之垂棘；
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水泡饭要远远强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
赵宣孟之束脯，贤于智伯之大钟。
赵宣孟的一束干肉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
故礼丰不足以效爱，
这都说明礼物的丰厚不足以反映爱心，
而诚心可以怀远。
而赤诚的爱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感动而归顺。
故公西华之养亲也，
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
若与朋友处；
就如同和朋友相处那样随和；
曾参之养亲也，
曾参侍奉父母，
若事严主烈君；
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
其于养，
他们表现出的态度尽管不同，
一也。
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
故胡人弹骨，
胡人盟誓用头骨装酒，
越人契臂，
越人盟誓刺臂流血，
中国歃血也，
中原人是歃血而盟，
所由各异，
在这里，
其于信，
表现的形式各异，
一也。
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
三苗髽首，
三苗人束发，
羌人括领，
羌人领口打结，
中国冠笄，
中原人插簪戴冠，
越人劗鬋，
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
其于服，
他们装饰打扮各异，
一也。
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性是一致的。
帝颛顼之法，
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
妇人不辟男子于路者，
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子，
拂之于四达之衢，
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道口驱除邪气。
今之国都，
而如今的大都市里，
男女切踦，
街上行人如潮，男女间摩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
肩摩于道，
在这里，
其于俗，
古今礼节尽管不同，
一也。
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
故四夷之礼不同，
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
皆尊其主而爱其亲，敬其兄；
但表现在尊崇君王、爱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
猃狁之俗相反，
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
皆慈其子而严其上。
表现出对子孙相当慈爱，对父辈却相当威严。
夫鸟飞成行，兽处成群，
那飞鸟成行、兽类群处，
有孰教之！
这又是谁教它们的？
故鲁国服儒者之礼，
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
行孔子之术，
施行孔子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
地削名卑，
名望被削弱，
不能亲近来远。
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
越王勾践劗发文身，
越王勾践剃发文身，
无 皮弁搢笏之服、拘罢拒折之容，
没有戴皮帽、插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
然而胜夫差于五湖，
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
南面而霸天下，
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
泗上十二诸侯皆率九夷以朝。
使泗水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管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
胡、貉、匈奴之国，
北方的胡貉和匈奴，衣服胡乱缠裹，
纵体拖发，
披头散发，又是席地叉腿而坐，
箕倨反言，
说话叽哩呱啦，
而国不亡者，
但国家不会灭亡，
未必无礼也。
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
楚庄王裾衣博袍，
楚庄王身穿宽衣长袍，
令行乎天下，
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
遂霸诸侯。
并终于称霸诸侯。
晋文君大布之衣，
晋文公衣着粗布，
牂羊之裘，
身披羊皮，
韦以带剑，
皮带系宝剑，
威立于海内，
但照样威名天下。由此看来，
岂必邹鲁之礼之谓礼乎？
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
是故入其国者从其俗，
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
入其家者避其讳。
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
不犯禁而入，
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
不忤逆而进，
也不要触犯当地的习俗，
虽之夷狄徒倮之国，结轨乎远方之外，
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裸体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
而无所困矣。
也不会感到窘困。
礼者，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感情的表现形式；
实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
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
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
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感情而制定，并和感情契合，
而仁发恲以见容，
而仁慈是内心仁爱在人 容颜上的流露。正因为这样，
礼不过实，
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出实际感情，
仁不溢恩也，
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
治世之道也。
这是治世的一般道理。
夫三年之丧，
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
是强人所不及也，
这就是勉强人们去做难以做到的事，
而以伪辅情也。
而人们为了做到这点，就只能以虚假的感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
三月之服，是绝哀而迫切之性也。
实际上规定子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性：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说明，
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终始，
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感情活动的规律，
而务以行相反之制，
硬是制定出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
五缞之服。
并硬性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
悲哀抱于情，
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
葬埋称于养，
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
不强人之所不能为，
不强求人做不能做到的事，
不绝人之所能已。
也不强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
度量不失于适，
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
诽誉无所由生。
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还之礼也，
古人并不是不知道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
蹀《采齐》《肆夏》之容也，
跳《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
以为旷日烦民而无所用，
而是认识到用这种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
故制礼足以佐实喻意而已矣。
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
古者非不能陈钟鼓，盛筦箫，扬干戚，
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吹奏管箫、舞动干戚、挥动羽旄、纵情欢乐，
奋羽旄，以为费财乱政，
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物、扰乱政事，
制乐足以合欢宣意而已，喜不羡于音。
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感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拔。
非不能竭国麋民，
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
虚府殚财，
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
含珠鳞施，
让死者口含珠玉、衣着玉衣，
纶组节束，
用绵丝裹束，
追送死也，
以追悼死者，
以为穷民绝业而无益于槁骨腐肉也，
而是认识到这样做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肉毫无益处，
故葬埋足以收敛盖藏而已。
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
昔舜葬苍梧，
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
市不变其肆；
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
禹葬会稽之山，
禹视察江南死后埋于会稽山，
农不易其亩；
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
明乎生死之分，
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道理，
通乎侈俭之适者也。
也 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
乱国则不然，
乱国就不是这样了，
言与行相悖，
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
情与貌相反，
内心想的和外表表现不一样；
礼饰以烦，
礼仪形式花头花脑，
乐优以淫，
音乐花俏而失去节度；
崇死以害生，
看重死者而损害活人，
久丧以招行，
而服丧三年以孝行哗世则更是束缚人的本性行为。
是以风俗浊于世，
因此世风浑浊，
而诽誉萌于朝，
诽谤朝政的事也就时有发生，
是故圣人废而不用也。
所以英明的君主就废除他们的那一套而不用。
义者，
所谓“义”，
循理而行宜也；
就是依循事理而又行为适宜；
礼者，
所谓“礼”，
体情制文者也。
就是为体现真实感情而制定的仪式。
义者宜也，
“义”本来的含意就叫“宜”(适宜)，
礼者体也。
“礼”本来的含意就是体现情感。
昔有扈氏为义而亡，
过去扈氏就是死抱着过时的“义”而被启杀害，
知义而不知宜也；
这是因为他只知道“义”而不知道“义”还要适合时宜；
鲁治礼而削，
鲁国是以孔孟儒家的礼法来治国的，但结果国力日益衰弱，
知礼而不知体也。
这是因为鲁国国君不知道“礼”是要体现真情实意的。
有虞氏之祀，
有虞氏的礼法是：
其社用土，
他们用土堆成社神，
祀中霤，
季夏六月祭祀宅神，
葬成亩，
人死后埋于耕地下面，
其乐《咸池》《承云》《九韶》，
音乐则有《咸池》《承云》和《九韶》，
其服尚黄。
而服饰崇尚黄色。
夏后氏，
夏后氏的礼法是：
其社用松，
他们用松木做成社神，
祀户，
于春天祭祀户神，
葬墙置翣，
丧葬时灵车棺柩四周围上帐幔，并装饰着翣扇样的饰物，
其乐《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
音乐则有《夏篇》《九成》《六佾》《六列》和《六英》，
其服尚青。
而服饰崇尚青色。
殷人之礼，
殷人的礼法是：
其 社用石，
他们用石头做成社神，
祀门，
在秋季祭祀门神，
葬树松，
有在坟上种上松树的丧葬礼法，
其乐《大濩》《晨露》，
音乐则有《大濩》和《晨露》，
其服尚白。
而服饰崇尚白色。
周人之礼，
周人的礼法是：
其社用栗，
他们用栗木做成社神，
祀灶，
在夏季祭祀灶神，
葬树柏，
葬礼有在墓上种松树的习惯，
其乐《大武》《三象》《棘下》，
音乐则有《大武》《三象》和《棘下》，
其服尚赤。
而服饰崇尚赤色。
礼乐相诡，
这上述四代的礼乐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很大变化，
服制相反，
同样服饰也各不相同，
然而皆不失亲疏之恩，上下之伦。
但是他们的礼法都体现了亲疏的感情和上下的人伦。
今握一君之法籍，
现在如果死抓住一国之礼法或一君之法籍，
以非传代之俗，
以它来否定、非难世代变化了的礼俗，
譬由胶柱而调瑟也。
这就好像胶住弦柱而想调瑟一样。
故明主制礼义而为衣，
所以英明的君主制定礼仪就像做衣裳，
分节行而为带。
规定节行就像做衣带。
衣足以覆形，从典坟，
衣能遮身就行，
虚循挠，
合乎常规即可，
便身体，适行步，
能宽松舒适、行走方便就更好；
不务于奇丽之容，隅眥之削。
不必追求奇异的外表和裁剪上的花哨。
带足以结纽收衽，
衣带能够打成纽结、束紧衣襟就行，
束牢连固，
不必讲究绣上什么别致的花纹图案。
不亟于为文句疏短之鞵。
所以说，
故制礼义，
制定礼义的根本要求，
行至德，
是帮助人规范思想、道德；在这意义上说，
而不拘于儒墨。
我们也没有必要拘泥于儒墨的那一套伦理了。
所谓明者，
所谓“明”，
非谓其见彼也，
不是说能看清别人，
自见而已。
而是说能认识自己。
所谓聪者，
所谓“聪”，
非谓闻彼也，
不是说能听见声音，
自闻而已。
而是说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所谓达者，
所谓“达”，
非谓知彼也，
不是说能了解别人，
自知而已。
而是说能自知之明。
是故身者道之所托。
所以说只有自己的身心才是“道”所依托的寓所，
身得则道得矣。
身心修养得通体透明，那么道也就必定能定居下来。
道之得也，
“道”如能与你身心融合，
以视则明，
那么凭着它就能视察清晰，
以听则聪，
凭着它就能聆听聪灵，
以言则公，
凭着它就能言论公正，
以行则从。
凭着它就能行动顺畅。
故圣人裁制物也，
所以圣人处理事物，
犹工匠之斫削凿枘也，
就如同巧匠砍削木榫，
宰庖之切割分别也，
良厨分解牲畜，
曲得其宜而不折伤。
砍削分解得恰到好处而不损伤刀斧。
拙工则不然，
但笨拙的工匠则不然，木榫砍削得不是大就是小，
大则塞而不入，
大的则壅塞而不入，
小则窕而不周，
小的则空落不严实。
动于心，
正是心神不宁则手势散乱，
枝于手而愈丑。
越折腾越离谱。
夫圣人之斫削物也，剖之判之，离 之散之，
圣人处理事物能判剖自如，
已淫已失，
处置有序；
复揆以一，
散乱了则有办法使它整合，
既出其根，复归其门，
离开了则有办法使它复归，
已雕已琢，还反于朴。
雕琢过的可以使它返归质朴。
合而为道德，
整合而为道德，
离而为仪表，
离散而为仪表。
其转入玄冥，
这样就能转入玄冥之中，
其散应无形。
散应一切而不留痕迹。
礼义节行，
而靠礼义来制约人的行为，
又何以穷至治之本哉！
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治理好社会？
世之明事者，
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明事理者，
多离道德之本，
实际上大多是离开这一“道德”根本的，
曰礼义足以治天下，
说什么“礼义足以治天下”，
此未可与言术也，
这种人是不可以和他谈治国方略的。
所谓礼义者，
所谓礼义，
五帝三王之法籍风俗，
实际上是五帝三王制定的法典和习俗，
一世之迹也。
各适合于他们的时代。
譬若刍狗土龙之始成，
这就好比祭祀时用的刍狗和祈雨时用的土龙，开始扎塑它们的时候，
文以青黄，
用青黄色彩涂上装饰，
绢以绮绣，
然后用锦绣包裹和丝帛镶边，
缠以朱丝，
再用红色丝线缠扎起来，
尸祝袀袨，
尸祝穿上黑色的祭服，
大夫端冕以送迎之。
大夫戴着礼帽，非常庄重地迎送它们。
及其已用之后，
但等到使用过它们之后，
则壤土草灾而已，
就如同泥土草芥一样被扔掉，
夫有孰贵之？
还有谁贵重珍惜它们？所以，
故当舜之时，
在舜的时代，
有苗不服，
有苗不归服，
于是舜修政偃兵，
于是舜修治德政，并停止战争讨伐，
执干戚而舞之。
将盾牌和大斧用于歌舞之中。
禹之时，
在禹的时代，
天下大雨，
天下洪水泛滥，
禹令民聚上积薪，
禹命令民众堆聚土壤和积集柴草，
择丘陵而外之。
选择丘陵高处居住。
武王伐纣，
武王讨伐纣王时，
载尸而行，
用车载着去世不久的父亲的灵柩前去讨伐，等消灭纣王后，
海内未定，
海内还没安定下来，
故不为三年之丧始。
所以武王为文王守三年孝，以表示发扬文王的美德，这样才有了服三年之丧的做法。
禹遭洪水之患，
禹时天下洪水成灾，
陂塘之事，
禹忙于修筑陂塘水库，
故朝死而暮葬。
所以只得早上死人晚上即安葬。
此皆圣人之所以应时耦变，见形而施宜者也。
这些均是圣人为了顺应时代和客观情况而采取的权宜措施。
今之修干戚而笑插，
今天如果只赞美干戚之舞而嘲笑锄锹之舞，
知三年非一日，
只知道三年服丧而非议一日丧期，
是从牛非马，
这就好像只赞美牛而非难马一样，
以徵笑羽也。
也像用徵音来取笑羽音一样。
以此应化，
以一种呆板凝固的礼法来对待日益变化的社会，
无以异于弹一弦而会《棘下》。
和以一根琴弦就想弹奏出《棘下》的乐曲没有什么不同。而根据时世的变化而制定的礼法，
夫以一世之变，
再用于变化了的时世，就很难做到恰当适宜；
欲以耦化应时，
如不变化礼法，
譬犹冬 被葛而夏被裘。
就会像冬天穿葛布衣、夏天穿皮大衣一样可笑。
夫一仪不可以百发，
所以调整一次gōng弩上的瞄准器是不可能用它来发射一百次的，
一衣不可以出岁。
同样一件衣服也不可能一年穿到头。
仪必应乎高下，
这说明瞄准器必须根据目标的高低不断调整，
衣必适乎寒暑。
人穿的衣服也必须根据气候的变化不断更换。
是故世异则事变，
所以说是“世异则事变，
时移则俗易。
时移则俗易”。因此，
故圣人论世而立法，
圣人是根据世道来制定法规，
随时而举事。
随应时代来治理国家。
尚古之王，封于泰山，
古代帝王在泰山上祭过天，
禅于梁父，
在梁父山上祭过地的，
七十余圣，
有七十多位，
法度不同，
他们的法度各不相同，
非务相反也，
并不是他们有意标新立异，
时世异也。
而是因为时代社会变了。因此，
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
不能照搬他们那些现成的法令，
而法其所以为法。所以为法者，
而应该是效法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
与化推移者也。
而他们制定法令的原则就是根据变化了的时世不断改变法令。
夫能与化推移为人者，
能够根据时世变化 而不断变法，
至贵在焉尔。
这就是最可贵的精神之所在。所以，
故狐梁之歌可随也，
古代狐梁的歌是可以学着唱的，
其所以歌者不可为也；
但他唱得如此动人的奥妙却是难以掌握的；
圣人之法可观也，
古代圣人的法规是可以观摩的，
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
但他们制定法规的缘由却是难以探究的；
辩士言可听也，
古代雄辩之士的辩词是可以模仿的，
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但他们如此善辩的内涵却是难以揭示的。
淳均之剑不可爱也，
淳钩之剑是不值得爱惜的，
而欧冶之巧可贵也。
可爱惜珍贵的倒是欧冶的铸剑技术。
今夫王乔、赤诵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
那王乔和赤诵子吹嘘呼吸、吐故纳新、忘却形骸、摒弃智虑、抱守素朴、返回真纯，
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
遨游于玄眇境地，
上通云天。
与上天相通而成仙。
今欲学其道，
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成仙之道，
不得其养气处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时诎时伸，
只模仿他们的一吐一吸、时伸时屈的动作，而没有掌握他们涵养元气、修炼精神的奥妙，
其不能乘云升假亦明矣。
要想腾云驾雾升天成仙是不可能的。
五帝三王，轻天下，
五帝三王他们轻天下，
细万物，
渺视万物，
齐死生，同变化，
齐生死和同变化，
抱大圣之心，以镜万物这情，
他们怀着无所不容的圣明之心来观照事物的真谛，
上与神明为友，
上与天道为友，
下与造化为人。
下和造化作伴。
今欲学其道，
今天如果有人想学到他们的处世之道，
不得其清明玄圣，而守其法籍宪令，
只死守着他们的法典条文，而没有他们那种清静玄冥的精神境界，
不能为治亦明矣。
要想治理天下是不可能的。所以说，
故曰“得十利剑，
“得十把利剑，
不若得欧冶之巧；
不如掌握欧冶的铸剑技术；
得百走马，
得百匹骏马，
不若得伯乐之数。”
不如掌握伯乐的相马技术”。
朴至大者无形状，
最大的“朴”是没有形状的，
道至眇者无度量，
最玄妙的“道”是无法度量的。所以天是圆的，
故天之圆也不得规；
而没有什么圆规能够度量它；
地之方也不得矩。
地是方的，而没有什么方矩能够丈量它。
往古来今谓之宙，
古往今来叫做宙，
四方上下谓之字，
四方上下称做宇。
道在其间而莫知其所。
道在宇宙间，但不知它的具体所在。
故其见不远者，
所以目光不远大者，
不可与语大；
是不可以和他谈论大的；
其智不闳者，
智慧不宏大者，
不可与论至。
是不能和他谈论道的。
昔者冯夷得道以潜大川，
以前冯夷得了道后便潜入河中成河神；
钳且得道以处昆仑。
钳且得了道后便升上昆仑山成仙人；
扁鹊以治病，
扁鹊靠着道来治病，
造父以御马，
造父凭着道来驾御车马，
羿以之射，
羿凭着道成了神射手，工靠着道成了能工巧匠。
倕以之所，
在这里，
所为者各异，
他们所做的具体事情各不相同，
而所道者一也。
但得道用道是一致的。
夫禀道以通物者，
秉受了道而通晓万物事理的人，
无以相非也，
彼此间是不会产生矛盾和非议的，
譬若同陂而溉田，
这就好像用同一个水塘的水来灌溉农田一样，
其受水均也。
所得到水源是相同的。
今屠牛而烹其肉，
现在屠宰牛而制作牛肉，
或以为酸，
有的做成酸的，
或以为甘，
有的做成甜的，
煎熬燎炙，
煎熬烧烤，
齐味万方，
做出各种各样醇美之味，
其本一牛之体。
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条牛。
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
砍下楩楠豫樟，剖开加工，
或为棺椁，
有的做成棺，
或为柱梁，
有的做成柱，
披断拨檖，
剖开锯断，
所用万方，
做出各式各样的木器，
然一木之朴也。
然而它们都出自于同一树木这原料。
故百家之言，
所以百家的言论，
指奏相反，
旨趣相反，
其合道一体也，
但合乎道理是一致的，
譬若丝竹金石之会乐同也，
这就好比丝竹金石各种乐器合奏乐曲，曲子和弹奏不管怎样变换，
其曲家异而不失于体。
但它们都不可能脱离曲谱和乐曲本身。同样，
伯乐、韩风、秦牙、管青，
伯乐、韩风、秦牙、管青，
所相各异，
他们相马的方法各不相同，
其知马一也。
但了解马性是一致的。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
所以三皇五帝的法令典籍尽管有差异，
其得民心均也。
但他们都得民心是一致的。
故汤入夏而用其法，
所以商汤推翻夏朝以后则用夏朝的基本法规，
武王入殷而行其礼，
武王推翻殷朝以后则用殷朝的基本法礼，
桀纣之所以亡，
夏桀和殷纣王用这些礼法导致灭亡，
而汤武之所以为治。
而商汤和武王则凭着这些礼法治理好了天下。所以有了各种雕刻的工具，
故剞劂销锯陈，
没有优秀的工匠来用它处理木材，
非良工不能以制木；
还是白搭；
炉橐埵坊设，
有了各种冶炼铸造的设备，
非巧冶不能以治金。
没有灵巧的工匠来用它铸炼金属，还是不行。
屠牛吐一朝解九牛，
屠牛吐一早晨宰杀九头牛，
而刀以剃毛；
可是他的刀还是能锋利得可以剃下毛发；
庖丁用刀十九年，
庖丁的刀用了十九年，
而刀如新剖硎。
可是刀刃还像刚开过口的新刀一样。
何则？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他们掌握牛体骨骼的规律，使用刀时根本不会碰到骨节，
游乎众虚之间。
游刃有余。
若夫规矩钧绳者，
至于那些规矩钩绳，
此巧之具也，
只是发挥技巧的工具，
而非所以巧也。
而它们本身并不会产生技巧。所以说，
故瑟无絃，
瑟如果没有弦，
虽师文不能以成曲，
即使是师文这样的高明乐师也不可能弹出乐曲来；
徒弦，
但如果光有瑟弦，
则不能悲。
又不能使人悲伤。
故絃，
所以，
悲之具也，
瑟和弦只是弹奏悲曲的工具，
而非所以为悲也。
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产生悲曲。
若夫工匠之为连釠，
高明的工匠制造各种机械，
运开、阴闭、眩错，
其中有明暗机关，
入于冥冥之眇，
错综连通，
神调之极，
进入到神奇莫测的境地，
游乎心手众虚之间，
运用心神和手的配合来使用工具，
而莫与物为际者，
根本不须用眼睛去接触具体物件，
父不能以教子；
这种出神入化的技巧就是父子相传也是不可能的。
瞽师之放意相物，
盲乐师靠想象观察事物，
写神愈舞，
运用乐舞的形式来表达它们的神态，配合乐曲的节奏，
而形乎弦者，
这种出神入化的技术，
兄不能以喻弟。
即使做兄长的也无法传授给弟弟。
今夫为平者准也，为直者绳也。若夫不在于绳准之中，
现在一般人都用水准仪器来测准水平，用墨绳来测定直线，
可以平直者，
如果不使用这些仪器来测平取直，
此不共之术也。
这就不是人人都会的技术了。
故叩宫而宫应，
所以叩击宫音而另一只的宫弦也就随之应和起来，
弹角而角动，
叩击角音而另一只的角弦也就随着应和起来，
此同音之相应也。
这是同音律应和的现象。如果改调成一种与宫、商、角、徵、羽不相对应的音调，
其于五音无所比，
当弹奏起这种音调时，
而二十五弦皆应，
另外的同一音调的弦照样会产生应和现象，
此不传之道也。
其中的奥妙道理是无法用言语传授的。
故萧条者，形之君；
所以说虚静的精神是形体的主宰，
而寂寞者，
而一旦进入到这种静寂的状态，
音之主也。
那就什么细微的声音都能感知。
天下是非无所定，
天下是非没有固定的标准，
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
世人各自以自己的是当成是，把自己的非当成非。
所谓是与非各异，
他们所认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
皆自是而非人。
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人为非。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事有合于己者，
事情符合自己心意的就是“是”，
而未始有是也；
这“是”未必是真正的“是”；
有忤于心者，
事情不合自己心意的就是“非”，
而未始有非也。
这“非”未必是真正的“非”。所以，
故求是者，
追求“是”(正确)的人，
非求 道理也，
不真是在追求真理，
求合于已也；
而只不过是在找符合自己意思的东西；
去非者，
寻找“非”(错误)的人，
非批邪施也，
不真是在剔除错误，
去忤于心者也。
而只不过是在排除违逆自己心意的东西。所以说，
忤于我，
违逆自己心意的，
未必不合于人也；
就不一定不符合别人的心意；
合于我，
符合自己心意的，
未必不非于俗也。
就不一定不遭世俗所非难。
至是之是无非，
最正确的“是”是不存有错误的，
至非之非无是，
最荒谬的“非”是无正确可言的，
此真是非也。
这才是真正的“是”与“非”。
若夫是于此而非于彼，非于此而是于彼者，
如果“是”在此是对的，而在彼则是“非”的；
此之谓一是一非也。
如果“非”在此是错的，而在彼则是“是”的，
此一是非，
这就叫或是或非，
隅曲也；
是非相对。
夫一是非，
这种是与非，只适用于一隅、部分；
宇宙也。
而真正的“是”与“非”则适用于整个宇宙。
今吾欲择是而居之，
现在我想选择对的(“是”)来遵循保持它，
择非而去之，
确定错的(“非”)来避开它，
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
可又不知道世人说的是与非，
不知孰是孰非？
到底哪是“是”，
老子曰：
哪是“非”。
“治大国若烹小鲜。”
《老子》说“治理大国如像烹制小鱼 一 样”。这意思是说，
为宽裕者曰：
为政宽和的人不会老去翻搅，
勿数挠。
他懂得翻搅过多会搅烂小鱼的；
为刻削者曰：
而为政苛刻的人就一定要做得符合自己的口味才罢休，
致其醎酸而已矣。
别的什么也不管。
晋平公出言而不当，
晋平公讲话不妥，
师旷举琴而撞之，
师旷举起琴撞击平公，
跌衽宫壁，
琴掠过平公的衣襟撞到墙上，
左右欲涂之，
平公身边的人准备将撞破的墙补上，
平公曰：
平公说：
“舍之！
“算了，别补了，
以此为寡人失。”
留着它可以记着寡人的过失。”
孔子闻之曰：
孔子听到此事后，说：
“平公非不痛其体也，
“平公不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欲来谏者也。”
而想要用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来鼓励群臣的进谏。”
韩子闻之曰：
但后来的韩非却作这样的评价：
“群臣失礼而弗诛，
“群臣失礼而不惩罚，
是纵过也。
这是在纵容过失。
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
以后平公之所以不能称霸就是由此引起。”
故宾有见人于宓子者，
有位门客给宓子贱引见一位宾客，
宾出，
宾客离开后，
宓子曰：
宓子贱对他的门客说：
“子之宾独有三过：
“你引见的宾客有三条过失，
望我而笑，
第一他看到我就嘻皮笑脸，
是攓也；
这就是傲慢无礼；
谈语而不称师，
第二在谈话中不称我老师，
是返也；
这是违背师道；
交浅而言深，
第三他和我交情浅却无话不谈，
是乱也。”
这是说话没有分寸。”
宾曰：
但门客却这样说：
“望君而笑，
“他看到你便笑，
是公也；
这是恭敬而平和；
谈语而不称师，
谈话中不称你为师，
是通也；
这说明他通达；
交浅而言深，
交情浅却无所不谈，
是忠也。”
这说明他忠厚。”
故宾之容一体也，
那位宾客的容貌举止就这样，
或 以为君子，
但有人认为他是君子，
或以为小人，
而又有人认为他是小人，
所自视之异也。
这是由于各人都从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看问题，由此引出不同的结论。所以，
故趣舍合，
志趣投合，
即言忠而益亲，
言语越忠恳则越亲近；关系疏远，
身疏即谋当而见疑。
计谋越恰当则越被猜忌。
亲母为其子治扢秃，
亲生母亲为儿子治头疮，
而血流至耳，
弄得鲜血流到耳朵上，
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
看见的人 认为这是母亲对儿子的关爱；
使在于继母，
若是继母做这件事，
则过者以为嫉也。
看见的人就会认为这是继母在嫉恨儿子。
事之情一也，
事情原本就是这样，
所从观者异也。
但由旁观者看来就有很大的差异。所以，
从城上视牛如羊，
从高处城墙上看 地上的牛只有羊那么大，
视羊如豕，
羊只有小猪那么大，
所居高也。
这是由于观察者从高处往下看造成的。
窥面于盘水则员，于杯则隋，面形不变其故，
在水盆中看脸的形状是圆的，
有所员、有所隋者，
而在杯子里的脸则是椭圆的。
所自窥之异也。
这是由于用来照脸的器具不同造成的。
今吾虽欲正身而待物，
现在我想端正自身而处世待人，
庸遽知世之所自窥我者乎！
但不知道世人又是怎么看待我的？
若转化而与世竞走，
所以如果你想用不断改变自己的处世态度来趋附世俗，
譬犹逃雨也，
这就好像躲避下雨，
无之而不濡。
实际上没有哪个地方是会不被淋湿的。
常欲在于虚，
你经常想处于虚静的状态，
则有不能为虚矣。
可它不是靠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若夫不为虚而自虚者，
那不是靠人为力量，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虚静状态，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
是一般人所羡慕而难以达到的虚静状态。也只有通达“道”的人才能达到这种虚静状态。
故通于道者如车轴，
所以通达“道”的人就好像车轴，
不运于己，而与毂致千里，
自己并不运转而是随车毂的转动运行千里，
转无穷之原也。
运转于无穷无尽的境地。
不通于道者若迷惑，
而不通达“道”的人就像心神迷惑，
告以东西南北，所居聆聆，一曲而辟，
你告诉他东西南北，
然忽不得，
他在这地方明白方向，
复迷惑也。
但拐个弯进入偏僻的地方又迷惑了；
故终身隶于人，
这种人就像风标随风转动，
辟若伣之见风也，
一辈子为人所奴役，
无须臾之间定矣。
没有片刻的宁静。
故圣人体道反性，
而圣人是与“道”融为一体，返归本性，
不化以待化，
以不变之“道体”应付万变之世界，
则几于免矣。
这样也就达到免受世俗奴役的境地。
治国实践与民生根本
治世之体易守也，
在治世，人们坚守本职岗位，
其事易为也，
它的事情也容易完成，
其礼易行也，
它的礼仪也容易实施，
其责易偿也。
人们间的债务也容易偿还。
是以人不兼官，
所以，一人不兼任多种官职，
官不兼 事，
一官也不兼任多种事务，
士农工商，
士农工商各行其职，
乡别州异。
在不同的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内容。因此，
是故农与农言力，
农夫们在一起谈论劳动力之强弱，
士与士言行，
士人们在一起讨论德行的高低，
工与工言巧，
工匠们在一起研究工艺技术的精巧，
商与商言数。
商人们在一起交流生意经。
是以士无遗行，
是时，士人没有失检的行为，
农无废功，
农夫没有白费的劳动，
工无苦事，
工匠没有伪劣的产品，
商无折货，
商人没有亏损的买卖，
各安其性，
各行各业都安于本性，
不得相干。
不得互相干扰。
故伊尹之兴土功也。
所以伊尹兴建土木工程时，
修胫者使之跖镬，
腿长的被安排去踩锹，
强脊者使之负土，
背力强的被安排去背土，
眇者使之准，
独眼的被安排去测水准，
伛者使之涂，
驼背的被安排去铺抹地坪，
各有所宜，
各种特性特点都被用得恰到好处，
而人性齐矣。
所以此时人性无贵贱优劣之分。
胡人便于马，
胡人善于骑马，
越人便于舟，
越人善于泛舟。
异形殊类，
具体的形状种类不同，
易事而悖，
如改变他们不熟悉的事情，就会乱套；
失处而贱，
丧失他们应处的地位和环境，就会变得毫无用处，
得势而贵，
而得到适当的位置，
圣人总而用之，
就会变得十分有用。圣人能综合他们的情况，
其数一也。
统筹安排，
夫先知远见，
合理使用，使人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和能力。
达视千里，
能够先知先觉、深谋远虑，
人才之隆也，
这自然是人才中的杰出人物，
而治世不以责于民，
但治世的君主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苛求人们。
博闻强志，口辩辞给，
博闻强记、能言善辩，
人智之美也，
这同样是聪明人中的精英，
而明主不以求于下：
这圣明的君主同样不能用这种标准去要求下属百官。
敖世轻物，
高傲自负，
不汙于俗，
不和世俗同流合污，
士之伉行也，
这是士人的高洁品行，
而治世不以为民化；
但治世的君主却不能拿这样的品行去教化民众。
神机阴闭，
制造连运开的神奇机械，
剞劂无迹，
并不留雕凿的痕迹，
人巧之妙也，
这是能工巧匠中的高手，
而治世不以为民业。
但治世的君主同样不能要求所有百姓掌握这种技巧。
故苌弘、师旷先知祸福，
所以苌弘、师旷，他们能预先知道祸福，
言无遗策，
提出的建议也无大失策，
而不可与众同职也；
因而他们不可能和普通人一样做同一种工作；
公孙龙折辩抗辞，
公孙龙能言善辩，
别同异，离坚白，
分辨同异、分析坚白，
不可与众同道也；
因而他们不能和众人一样掌握同一种学说；
北人无择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渊，
北人无择非议指责舜的德行而自投清凉之渊，
不可以为世仪；
但这不能以此作为世人的榜样；
鲁般墨子以木为鸢而飞之，
鲁班、墨子用木料做成鸢鸟，
三日不集，
并使鸢鸟在天空飞行三天三夜，
而不可使为工也。
但不能让他们做一般的工匠。
放高不可及者，
所以高不可及的要求，
不可以为人量；
不能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的标准；
行 不可逮者，
高尚的品行，
不可以为国俗。
不能拿来作为一国民众的风俗。
夫挈轻重不失铢两，
那些能用手掂量物体轻重不差铢两的人，
圣人弗用，
圣人也无法来任用他，
而县之乎铨衡；
而只能采用秤来衡量；
视高下不差尺寸，
那些能用眼目测物体高低不差分寸的人，
明主弗任，
明主也无法任用他，
而求之乎浣准。
而只能采用仪器来测量。
何则？
这是为什么呢？
人才不可专用，
因为不可能长期依赖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
而度量可世传也。
而度量仪器倒是可以世代相传和使用的。
故国治可与愚守也，
所以太平盛世可以靠愚钝来保持，
而军制可与权用也。
而指挥军队打仗则要靠权变的策略来完成。
夫待騕褭、飞兔而驾之，
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和飞兔这样的骏马才驾车，
则世莫乘车；
那么天下人就别想乘车了；
待西施、毛嫱而为配，
如果一定要等到有了西施和毛嫱这样的美女才婚配，
则终身不象矣。
那么终身也别想成家了。
燃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
所以不要指望要出现古代那样的俊才，就当前的这些人才就够了，
因所有而并用之。
只是要广泛网罗并充分利用即可。
夫骐骥千里，一日而通，
骐骥这样的骏马能一日千里，
驽马十舍，
但这千里路，
旬亦至之。
一般性的马也能在数日里走完。
由是观之，
由此看来，
人材不足专恃，
治理国家无须专靠特殊人才，
而道术可公行也。
而以“道”术治理国家则可以普遍实施长期适用。
乱世之法，
而乱世治国的用人方法就不是这样，
高为量而罪不及，
它将标准提得极高，并要问罪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
重为任而罚不胜，
它将任务定得很重，并要惩罚那些完不成任务的人；它将事情复杂化和困难化，
危为禁而诛不敢。
并要诛杀那些不敢去做这些事情的人。
民困于三责，
广大民众被上述这三种不切实际的责难弄得窘困万分，
则饰智而诈上，
于是必然要用智巧来欺诈上面，
犯邪而干免。
也必然要用邪道来避免惩罚。
故虽峭法严刑，
所以这样一来，
不能禁其奸。
就是有严刑峻法也无法禁止这些邪门奸诈。
何者？
为什么呢？
力不足也。
因为人的能力实在难以达到所定的那些标准和要求。
故谚曰：
所以谚语这样说：
“鸟穷则噣，
“鸟到穷困时会啄敌，
兽穷则触，
兽到穷困时会触顶，
人穷则诈。”此之谓也。
人到穷困时会使诈。”
道德之论，
以道和德作为事物的规律和秩序，
譬犹日月也，
就好比日月行空，
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
广至江南河北而不改变方向，
驰骛千里不能易其处。
驰骋千里之外而不变更行迹。
趋舍礼俗，
而人们所取舍的礼俗，
犹室宅之居也，
就好像你所居住的住处，
东家谓之西家，
从东边看，它在西边，
西家谓之东家，
从西边看，它又在东边，是没有固定的方位，
虽皋陶为之理，
就是叫公正的法官--皋陶来裁决，
不能定其处。
也无法确定其方位。
故趋舍同，
所以同样的一种取舍，
诽誉在俗；
是得到诽谤还是得到赞誉，取决于习俗；
意行钩，
而志向德行相同，
穷达在时。
是穷困潦倒还是腾达显赫，取决于时世。
汤武之累行积善，
像汤武那样广积善行，
可及也；
这是人们都能做到的事，
其遭桀纣之世，
但他们碰到像桀纣那样的乱世而得以大显身手，
天授也。
这恰恰是天赐的机遇。
今有汤武之意，
如果只有汤武那种志向，
而无桀纣之时，
无桀纣那样的乱世，
而欲成霸王之业，
要想成就除暴平天下的事业，
亦不几矣。
也只能是空想。
昔武王执戈秉钺以伐纣胜殷，
过去武王手持戈钺，以武力讨伐纣王，并战胜殷朝建立周朝，
搢笏杖殳以临朝。
以后便插着笏板、拿着殳杖上朝视事。
武王既没，
武王病逝后，
殷民叛之。
殷遗民乘机背叛周朝，
周公践dōng宫，履乘石，摄天子之位，
周公摄政辅佐成王，登dōng宫代行天子职权，
负扆而朝诸侯，
背靠屏风坐在天子的宝座上接受诸侯的朝拜，
放蔡叔，
流放参与叛乱的蔡叔，
诛管叔，
诛杀作乱的管叔，
克殷残商，
降服叛乱的殷民，收拾商纣王的侄子武庚，
把文王于明堂，
在明堂祭祀文王，
七年而致政成王。
并在七年后归政于成王。
夫武王先武而后文，
周武王先是用武力而后用文治，
非意变也，
不是志向改变了，
以应时也；
而是为了顺应时势；
周公放兄诛弟，
周公放逐兄长诛杀兄弟，
非不仁也。
不是不仁，
以匡乱也。
而是为了拯救危难中的国家。
故事周于世则功成，
所以事情合于时世便能成功，
务合于时则名立。
行为符合时宜便能树立名声。
昔齐桓公合诸侯以乘车，
过去齐桓公会合诸侯时用的文车，
退诛于国以斧钺；
回到国内又用武力巩固政权；
晋文公合诸侯以革车，
晋文公会合诸侯用的兵车，
退行于国以礼义。
回到国内又用礼义治理国家。
桓公前柔而后刚，
这齐桓公先柔后刚，
文公前刚而后柔，
而晋文公先刚后柔，
然而令行乎天下，
可他们都能做到号令天下，
权制诸侯钧者，
控制诸侯，
审于势之变也。
这是因为他们能审时度势，随机应变。还有，
颜阖，
鲁国的隐士颜阖，
鲁君欲相之，
鲁国君想用他为相，
而不肯，
颜阖不愿意，
使人以币先焉，
鲁君又赠给他重礼以想使他转意，
凿培而遁之，
但颜阖却凿穿房屋的后墙而溜之大吉，
为天下显武。
并成为天下著名的人物。鲁君也没有追究他的违逆行为。
使遇商鞅、申不害，
假使颜阖碰到商鞅和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
刑及三族，
必定会遭到诛灭三族的惩罚，
又况身乎！
更何况颜阖自身呢！
世多称古之人而高其行，
世人都称颂古代的圣贤，并推崇他们的德行，
并世有与同者而弗知贵也，
而对同时代也具有的这种圣贤人都不知道爱崇他们，
非才下也，
这倒不是现代圣贤比不上古代圣贤，
时弗宜也。
而是他们的才德不合时宜。
故六骐骥、四駃騠，以济江河，
所以驾六匹骐骥或四匹駃騠来渡河，
不若窾木便者，
倒不如用一条独木舟来得便当，
处世然也。
这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决定的。
是故立功之人，
所以能建立功绩事业的人，
简 于行而谨于时。
必定行事简约、合于时世。
今世俗之人，
而今的世俗观点是，
以功成为贤，
以完成功业与否作为贤能的标准或尺度，
以胜患为智，
以战胜祸患与否作为聪明的尺度或标准；
以遭难为愚，
以为遭灾的必定愚笨，
以死节为戆，
认为死于节义的必定愚戆；
吾以为各致其所极而已。
但是我们认为以上各种人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无所谓优劣和贤愚。
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发佯狂以免其身也，
王子比干不是不知道如像箕子那样披头散发、装疯卖傻可以保全自己，
然而乐直行尽忠以死节，
但他就是乐意以直行尽忠来为节义献身，
故不为也。
所以他不像箕子那样装疯卖傻。
伯夷、叔齐非不能受禄任官以致其功也，
伯夷、叔齐不是不能接受奉禄、官职来建功立业，
然而乐离世伉行以绝众，
但他们就是乐意用高洁的品行远离尘世以绝世俗，
故不务也。
所以他们不接受高官厚禄。
许由、善卷非不能抚天下宁海内以德民也，
许由、善卷不是无能力安抚天下，使天下太平、造福于民，
然而羞以物滑和，
但他们就是羞于因外物搅乱平和的本性，
故弗受也。
所以不肯接受帝位。
豫让、要离非不知乐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
豫让、要离不是不知道享受天伦之乐，让妻儿平平安安来苟且偷生，
然而乐推诚行，
但他们就是乐意忠诚赤胆，
必以死主，
为主人献身，
故不留也。
所以不留恋人间生活。
今从箕子视比干，
今天如果我们从箕子的角度来看比干，
则愚矣；
那么比干就显得愚蠢了；
从比干视箕子，
从比干的角度来看箕子，
则卑矣；
那么箕子就显得低卑了；
从管、晏视伯夷，
从管仲、晏子的角度来看伯夷，
则戆矣；
那么伯夷就显得愚戆了；
从伯夷视管、晏，
从伯夷的角度来看管仲和晏子，
则贪矣。
那么管仲、晏子就显得贪婪了。
趋舍相非，
人们的追求、取舍不同，
嗜欲相反，
嗜欲爱好相反，
而各乐其务，
而各自都以所做的事为欢乐，
将谁使正之？
在这里又有谁能使他们改弦易辙？又有谁能对他们所做的事定是非、别优劣？
曾子曰：
所以曾子这样说：
“击舟水中，
“同是因敲击船板而发出的声音，
鸟闻之而高翔，
鸟听了高飞而去，
鱼闻之而渊藏。”
鱼听了藏入深渊。”
故所趋各异，
这说明行动各不相同，
而皆得所便。
而为了使自己便利的目的是相同的。
故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
所以惠施带着百辆车子经过孟诸泽时，
庄子见之，
正在钓鱼的庄子看到惠施的那副神色，
弃其余鱼。
把自己钓到的鱼都倒到水里去了。
鹈胡饮水数斗而不足，
鹈胡饮水数斗都不够，
鳝鲔人口若露而死。
而鲔只须吸入一些露水就足够了；
智伯有三晋而欲不澹，
智伯拥有三晋还不满足，
林类、荣启期衣若县衰而意不慊。
林类和荣启期衣衫破烂得像蓑衣都毫无遗憾。
由此观之，
由此看来，
则趣行各异，
人们的追求、取舍各不相同，
何以相非也！
又有什么必要互相责难和非议呢？
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
看重生命的人，不会为了利益而损害自己；
立节者见难不苟免，
坚持名节操行的人，不会看到危难而苟且逃避的；
贪禄者见利不顾身，
贪得无厌的人，看到利益就会不顾一切；
而好名者非义不苟得。
而珍爱名声的人，是不会随便取获不合道义的东西。
此相为论，
将这些相比较而论，
譬犹冰炭钩绳也，
真好比是炭与冰、钩和墨绳，
何时而合！
真不知什么时候能使它们吻合相容呢？
若以圣人为之中，
假使让圣人来仲裁，
则兼覆而并之，
就有可能将此调和、兼容、并蓄、覆盖为一体，
未有可是非者也。
无所谓肯定此、否定彼。
夫飞鸟主巢，
飞鸟习惯筑巢而栖息，
狐狸主穴，
狐狸习惯洞穴而歇宿；在这里，
巢者巢成而得栖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
无论是筑巢栖息还是洞穴歇宿，都是为了找到一个归宿。
趋舍行义，
而社会中的人们取舍什么、行动什么，
亦人之所栖宿也。
也都想找一种寄托和归宿，
各乐其所安，
各人都在找一个自己乐意舒适的安身之处；
致其所踱，
而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人，
谓之成人。
就算是完人。
故以道论者，
所以，从“道”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
总而齐之。
就会将它等而视之、总而齐之。
治国之道，
盛世太平国家的治理方法是，
上无苛令，
君王没有苛刻的法令，
官无烦治，
官吏没有烦琐的政务，
士无伪行，
士人没有虚伪的品行，
工无淫巧，
工匠技艺没有淫巧的成分；
其事经而不扰，
事务合乎常规而不混乱，
其器完而不饰。
器物完美而不雕饰。
乱世则不然，
而乱世就不是这样。
为行者相揭以高，
饰伪品行的人互相吹捧抬高身价，
为礼者相矜以伪，
施行礼义的人互相虚伪造作；
车舆极于雕琢，
车辆极力雕琢，
器用逐于刻搂；
器物竞相刻镂；
求货者争难得以为宝，
求取财物的人争抢难得之物，并把它们当作宝贝；
低文者处烦挠以为慧，
以文辞互相诋毁的人纠缠于冗长烦琐的事中而自以为聪明。
争为佹辩，
官吏们互相争吵诡辩，
久稽而不诀，
将政务工作久拖而不处理，
无益于治。
这些对治理国家毫无益处；
工为奇器。
工匠们处心积虑要制作奇异的器具，
历岁而后成，
累月经年才完成，
不周于用。
却不适合于使用。
故神农之法曰：
所以古代神农的法令这样说：
“丈夫丁壮而不耕 ，
“成年男子如果不从事耕种，
天下有受其饥者。
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
妇人当年而不织，
年轻妇女如果不从事纺织，
天下有受其寒者，”
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冻。”
故身自耕，
因此神农自己亲自耕种，
妻亲织，
他的妻子亲自纺织，
以为天下先。
为天下人作出了榜样。
其导民也，
神农教导人民，
不贵难得之货，
不要有意地珍贵难以得到的货物，
不器无用之物。
不要过分器重无用的物件。
是故其耕不强者，
所以那时代男子非得努力耕种不可，
无以养生；
否则将要饿肚子；
其织不强者，
女子非得勤奋织布不可，
无以掩形；
否则将无法遮蔽身体；
有余不足，
有余和不足，
各归其 身；
都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自身；
衣食饶溢，
丰衣足食，
奸邪不生；
邪奸就不会产生，
安乐无事，而天下均平。
大家安居乐业而天下太平。
故孔丘、曾参无所施其善，孟贲、成荆无所行其威。
所以太平盛世使得孔子和曾参那样的善人没有地方好行善，使得孟贲和成荆这样的勇士没有地方好显威武。
衰世之俗，
而衰败的社会风俗完全不同，
以其知巧诈伪，
大家凭着智巧而弄虚作假，
饰众无用，
矫饰各种无用的器物，
贵远方之货，
有意珍贵远方的奇货，
珍难得之财，
珍惜难以得到的财宝，
不积于养生之具；
却不积聚生活必需品；
浇天下之淳，
淳厚的民风被破坏得乱七八糟，
析天下之朴，
纯朴的民性被破坏得支离破碎，
牿服马牛以为牢；
牛马被关进栏圈后也没人管理；百姓被弄得心神不定，
滑乱万民，
是非被颠倒，
以清为浊；
清澈变混浊，
性命飞扬，
人们就像风中蓬草，
皆乱以营；
被刮得飞扬躁乱；
贞信漫澜，
忠诚信义的品德流失殆尽，
人失其情性。
人也跟着失去善良本性。
于是，
于是社会出现了另一幅情景，
乃有翡翠犀象、黼黼文章以乱其目，
用翡翠、犀牛角、象牙和美丽的花纹图案来迷惑人的眼睛；
刍豢黍梁、荆吴芬馨以嚂其口，
以牛羊犬猪、面米细粮 和 各 种 风味小吃来满足人的食欲；
钟鼓管萧丝竹金石以淫其耳，
用钟鼓管箫、丝竹金石等乐器来淫荡人的耳朵；
趋舍行义、礼节谤议以营其心。
又以讲究礼仪形式、各种流言蜚语来搅乱人的心神。这样，
于是百姓糜沸豪乱，
百姓被搅得纷扰狂乱，
暮行逐利，
日夜为利益奔波追逐，
烦挐浇浅，
人变得烦躁浅薄，
法与义相非，
礼法和道义相违，
行与利相反，
德行和利益冲突，
虽十管仲，
这样的社会，
弗能治也。
即使有十个管仲也无法治理好。
且富人则车舆衣纂锦，
富人的车辆外用彩绣的车衣围裹，
马饰傅旄象，
马则用旄牛尾和象牙作装饰，
帷幕茵席，绮绣條组，
车上的帷幕和褥垫都配用绣绘丝织品，
青黄相错，
各种色彩交错着，
不可为象。
无法形容它的华丽。
贫人则夏被褐带索，
而穷人夏天穿着粗布短衣，索着粗麻绳，吃豆类食品，
含菽饮水以充肠，
喝凉水来填饱肚子，
以支暑热，
以便能熬过酷暑；
冬则羊裘解札，
冬天则穿着破烂的羊皮衣，
短褐不掩形，
粗布衣袍无法遮蔽身体，
而炀灶口。
只得蹲在灶炉口取暖。
故其为编户齐民无以异，
所以同是编入户籍的人，
然贫富之相去也，
会出现如此大的贫富差别，
犹人君与仆虏，
就如同君主和仆人的差别，
不足以论之。
这真的使人无法比较和言说。
夫乘奇技、伪邪施者，
那些凭着奇异技巧、伪诈歪邪门道的人，
自足乎世之间；
却能在世上过着富裕的日子；
守正修理不苟得者，
而那些品行正道、不肯苟且得利的人，
不免乎饥寒之患；
却免不了饥寒的灾患，在这种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
而欲民之去未反本，
要想使人民摒弃末业、返归农业根本，
由是发其原而壅其流也。
这就像掘开了水源却又堵塞了水流一样。
夫雕琢刻镂，
社会有意导向雕琢刻镂，必然迫使农民弃农从工，
伤农事者也。
妨碍了农业生产；社会讲究服饰秀美，
锦绣纂组，
必然致使妇女精于刺绣，
害女工者也。
也必然妨碍了一般意义上的纺织业。
农事废，女工伤，
这农事荒废、纺织受损，
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
必然会有饥寒出现。
夫饥寒并至，
饥寒一旦降临，
能不犯法干诛者，
人们能不触犯法令和禁令，
古今之未闻也。
这是从古到今都没有听说过的事。
故仕鄙在时不在行，
所以说人的仁或鄙取决于时势而不取决于个人行为，
利害在命不在智。
人得利或受害取决于天命而不取决于人的智力。
夫败军之卒，
败军中的士卒，一旦败下阵来，
勇武遁逃，
连勇敢的也跟着败逃，
将不能止也；
这时将领统帅怎么制止都制止不了；
胜军之陈，
胜军的队伍，一旦获胜，
怯者死行，
连胆怯的也会跟着冲锋陷阵，拼死前进，
惧不能走也。
生怕赶不上趟。
故江河决，
所以江河决堤，
沉一乡，父子兄弟相遗而走，
一乡的父子兄弟弃亲人而不顾，各自逃命，
争升陵孤、上高丘，
争先恐后跑上高坡山丘，
轻足先升，
腿脚灵便的先上去，
不能相顾也。
也不顾别人；
世乐志平，
盛世太平的时候，人们心平气和，
见邻国之人溺，
看到邻国的人溺水，
尚犹哀之，
尚且同情相助，
又况亲戚乎！
更何况是自己的亲人溺水呢！所以由此可见，
故身安则恩及邻国，
自身安稳，恩情就会施及邻国，
志为之灭；
躁乱的自私心态也会随之消失；
身危则忘其亲戚。
反之如自身处在危难之中，就会连亲人都不顾，
而入不能解也。
外人就更不可能去帮助解救了。
游者不能拯溺，
正在忙于游水的人是不可能去解救溺水的人，
手足有所急也。
因为他自己的手脚都忙于划水，没有空闲时间。
灼者不能救人，
被火灼伤的人是不可能去救火的，
身体有所痛也。
因为他自己受伤疼痛万分。由此推出，
夫民有余即让，
人民丰衣足食就会互相谦让，
不足则争，
而人民衣食不足就会互相争抢。
让则礼义生，
互相谦让则礼义产生，
争则暴乱起。
互相争抢则暴乱兴起。
扣门求水，
过路人敲门讨水喝，
莫弗与者，
主人没有不给的，
所饶足也。
因为有的是水。
林中不卖薪，
在山林中柴薪难以出售，
湖上不鬻鱼，
在湖区鱼虾不易出让，
所有余也。
因为这种地方有的是这类东西。
故物丰则欲省，
所以说物质丰富了，人们的贪欲会减省；
求澹则争止。
要求得到满足，争夺的事就会止息。
秦王之时，
秦始皇时代，
或人葅子，
有人宰食自己的儿女，
利不足也。
这是因为物财不足；
刘氏持政，
当今刘家执政，
独夫收孤，
独身男子也能收养孤儿，
财有余也。
这是因为财物富裕。所以，天下太平，
故世治则小人守政，
小人也能规规矩矩过日子，
而利不能诱也。
因为没有什么物质利益能驱动他去做坏事；
世乱则君子为奸，
但如世道混乱，君子都会做越轨之事、犯法之事，
而法弗能禁也。
这时法令也无法制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