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本
明君
者，
贤明的君主，
非遍见万物也，
不是到处去考察天下万事万物，
明于人主之所执也。
只要明白国君应该掌握的东西就行了。
有术之主者，
有办法的国君，
非一自行之也，
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操办所有的事，
知百官之要也。
只要知道了驾驭百官的要领就可以了。
知百官之要，
懂得了驾驭百官的要领，
故事
省而国治也。
因此做起事情来就省力很多，而且国家也就可以达到国泰民安的大治了。
明于人主之所执，
明白了作为一位国君应该掌握的东西，
故权专而奸止。
因此权势就可以集中而奸邪就可以制止。
奸止则说者不来，
奸邪被制止，那么那些游说邪道的人就不会到来，
而情谕
矣；
人们的真情就可以明白地表达出来；
情者不饰，
真情没有被掩饰，
而事实见
矣。
事实就可以显现了。
此谓之至治
。
这就是说的最完美的政治。
至治之世，
最完美的世道，
其民不好空言虚辞，
百姓不喜欢说空话和虚假的言辞，
不好淫学流说，
不喜好愚诬的淫学和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说，
贤不肖各反其质。
贤能的人和庸俗的人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
行其情，不雕
其素；
行为真诚朴实不雕饰；
蒙厚
纯朴，
敦厚淳朴，
以事其上。
以此来侍奉君主。
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
官，
因此，巧的、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懦弱的，都表现出来，于是根据法典来调整他们的官职。
易官则各当其任矣。
官职调整好了，使他们的职位与他们的能力相称。这样，
故有职者安其职，
有职务的人安心于他们的工作，
不听其议；
君主不听他们越职的议论；
无职者责其实，
对那些没有官职的人，倾听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的功绩，
以验其辞。
检验他们的言辞是否虚假。
此二者审，
审查这两种人，那么，
则无用之言不人于朝矣。
无用的言论就不会进入朝堂。
君服性命之情，
君主顺从生命的天性，
去爱恶之心，
抛弃好恶的思想，
用虚无为本，
用虚无作为一切的根本，
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
把听有用的言论作为“朝”。
凡朝也者，
凡是“朝”，
相与召理义也，
都是君臣之间共同招致理义讨论，
相与植
法则也。
共同参与修订法则。
上服性命之情，
君王服从天性情理，
则理义之士至矣，
那么讲道理礼义的人就到来，
法则之用植矣，
法度的作用就会确立，
枉辟邪挠之人退矣，
乖僻奸邪的小人就可以摒弃，可以斥退，
贪得伪诈之曹
远矣。
贪得无厌的伪诈小人就远离了。
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
所以，治理天下的要务是除掉奸邪；
存乎治官；
除掉奸邪的根本是整治官吏；
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
治理好官吏的根本是研究方法；
存乎治性命。
研究方法的关键是懂得生命的天性。
故子华子曰：
所以子华子说：
“厚而不博，
“做事情关键是要做得深厚、专一，而不在于广博，
敬守一事，
兢兢业业地做好一件事，
正性是喜。
把天性端正当做一种自己享受的快乐。
群众不周，
不和周围一般的大众相同，不随波逐流，
而务成一能。
而是一心一意地成就自己端正天性的能力。
尽能既成，
尽了最大努力去做的话就可以成功，
四夷乃平。
即使是四方的夷蛮，也可以使他们安定。
唯彼天符
，
只有这样，
不周而周。
那些合乎生命天性的方法而生存着的人不求与生命的天性相吻合，却能够达到与天性相和谐的地步。
此神农之所以长，
这就是神农为什么可以兴旺，
而尧、舜之所以章
也。”
尧、舜为什么可以声名显赫的原因。”
用人之道
人主自智而愚人
，
当君主的人往往自己认为自己聪明过人而其他人就愚不可及，
自巧而拙人
，
自己认为自己心灵手巧而别人就笨手笨脚，如果这样的话，
若此则愚拙者请矣，
愚笨的人来向君主请示的时候，
巧智者诏
矣，
灵巧聪明的君主就召见他们，
诏多则请者愈多矣，
召见越多请示的人也越多，
请者愈多，
请示君王的人越来越多的话，
且无不请也。
就不会有不来请示的人了。
主虽巧智，
君主虽然是灵巧聪明，
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
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
应无不请，
用自己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条件来回答下臣没有什么不来请示的问题，
其道固穷。
君主就一定应付不过来。
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
当君主的人多次被臣子弄到走投无路的境地，
将何以君人乎？
将凭什么当君主呢？被下臣赶到走投无路的地步，
穷而不知其穷，
但是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
其患又将反以自多，
他的问题还在于反过来自吹自擂，认为自己十分能干，
是之谓重塞之主，
这样就叫做严重壅塞的君主，
无存国矣。
他们的国家就一定会遭到灭亡的结果。所以，
故有道之主，
有治国方法的君主会依据下臣的能力来任用他们，
因而不为，
自己不会去做下臣的工作，
责而不诏，
只是命令下臣去完成任务而不对他们下诏指点，放弃自己对下臣工作的思虑，
去想去意，
放弃自己对下臣工作的意见，
静虚以待，
安静而虚心地等到下臣把工作做完，
不伐
之言，
不用语言对自己进行夸耀，
不夺之事，
不夺取下臣的事情来自己做，
督名审实，
按照名分来检查他们的实际效果，
官使自司，
让官吏自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以不知为道，
君主用不知道下臣的具体工作来作为治国的方法，
以奈何为实。
以“怎么样了”来作为自己的法宝询问下臣。
尧曰：
例如尧只是向下臣问：
“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
？”
“怎么样做才能统治到日月照耀的范围？”
舜曰：
舜只是问下臣：
“若何而服四荒之外？”
“怎样做才能征服四面八方边界以外的范围？”
禹曰：
禹只是问下臣：
“若何而治青丘、九阳、奇肱之所际？”
“怎样做才可以统治到青丘、九阳、奇肱之间的范围？”
赵襄子之时，
赵襄子的时候，
以任登
为中牟令，上*
计
，
用任登作为中牟令，
言于*
襄
子曰：
任登在向上汇报政事的时候对赵襄子说：
“中牟有士曰瞻、胥己，
“中牟有两位士人叫瞻、胥己，
请见
之。”
我请你使他们显耀。”
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
赵襄子接见了他们并任命他们为中大夫。
相国曰：
相国说：
“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
“我猜想你只是耳朵里听说过这两个人，眼睛恐怕是没有真正看到过他们的才能吧？
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
如此轻率地显扬他们为中大夫，
非晋国之故
。”
这样做不符合晋国的旧法典吧。”
襄子曰：
赵襄子说：
“吾举登也，
“我任用任登，
已耳而目之矣。
是已经用耳朵听过他的为人，用眼睛看过他的做法。
登所举，
任登推荐的人，
吾又耳而目之，
又要我亲耳亲眼去听、去看，
是耳目人终无已也。”
那么我的耳听目视就会没完没了。”于是赵襄子就不再理会相国的话，
遂不复问，
其他人都就不再问原因，
而以为中大夫，
赵襄子仍然任用瞻、胥己为中大夫。
襄子何为任人，
赵襄子依据任登对瞻、胥己的介绍来取用人，那么，
则贤者毕力。
被推荐的贤人就可以为自己尽心尽力地工作了。
船骥之喻与历史镜鉴
人主之患，
君主受到的祸患，
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
一定是在于任命了别人去为自己做事但却不能使用他们，
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
使用了他们之后却又和不明智的人来议论他们。
绝江者托于船，
渡江的人依靠的是船，
致远者托于骥，
走远路的人依靠的是好马，
霸王者托于贤。
霸王依靠的是贤能的人。
伊尹
、吕尚、管夷吾*
、
百里奚*
，
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
此霸王*
者
之船骥也。
这些人就都是霸王的船和车马。
释父兄与子弟，
君王如果不用自己的父子兄弟，
非疏之也；
并不是有意疏远他们；
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
君王任用厨师、钓鱼者和仇人、仆虏，
非阿之也；
并不是有意抬举他们。
持社稷立功名之道，
治理国家建立功业的方法，
不得不然也。
不得不这样。
犹大匠之为宫室也，
这就好像大工匠建造宫室，
量小大而知材木矣，
度量一下就知道用了多少木料，
訾
功丈而知人数矣。
量度版筑的数量和长度，就知道要用多少人工。因此，
故小臣、吕尚听*
，
任用伊尹、吕尚，
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
天下人就知道殷、周可以在天下称王了。
管夷吾、百里奚听，
任用管夷吾、百里奚，
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
天下人就知道齐桓公、秦穆公可以在天下称霸了。
岂特船骥之绝江致远哉？
这难道只是乘船渡江、骑马致远的功力能够相比的吗？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
成为大王成为霸主的固然大有人在，
亡国者亦有人。
亡国的也确有其人。
桀用干辛
，
桀任用了干辛，
纣用恶来，
纣任用了恶来，
宋用唐鞅
，
宋国任用了唐鞅，
齐用苏秦，
齐国任用了苏秦，
而天下知*
其
亡。
天下就知道他们要灭亡。
非其人而欲有功，
任用的人不恰当，要想建立功业，
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
这样就好像想把夏至的黑夜延长一样不可能，
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
好像对着天空想要射中水中的游鱼一样不可能，
舜、禹犹若困，
这种事情即使是舜、禹都尚且无可奈何，
而况俗主乎？
更何况那些俗陋不堪的君主呢？